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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成因特点及其调适 　　[摘要]道孚藏族是康巴藏族的族群之一。在同各个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化接触过程中，道孚藏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语言接触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呈现出由“母语道孚语”到“母语―汉语”的双语文化发展趋势。本文主要通过对道孚县域内道孚藏族的母语道孚语与汉语语言接触的类型模式、接触历程、不同区域语言使用情况等因素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和分析了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其调适等现实问题。力求通过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揭示出康巴藏区双语文化现象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关键词]道孚藏族；双语；成因；特点 　　中图分类号：H1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14-07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巴藏区道孚藏族族群（濒危）语言调查与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XYY-020）、2015年教育部项目“濒危语言调查?尔龚语道孚方言”（项目编号：YB15SB10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根呷翁姆（1975-）， 　　女，藏族，四川道孚人，法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四川 成都610041 　　一、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的成因 　　道孚语与汉语的接触历史也是道孚藏族与汉族接触与融合的历史。根据道孚藏族双语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文化接触和地缘接触两种类型，也正是通过这两种类型的接触也才使得道孚地区逐渐形成了道孚语和汉语并存的双语文化模式。 　　（一）文化接触 　　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交际工具，因此，社会的接触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道孚藏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性接触发生得很早。据《道孚县志》记载，汉族移民道孚，始于元朝。1252年，元世祖南征大理时，取道今甘孜州，道孚位居康北交通要道，与中原交往较多，汉族便自然流入。清康、雍之际，为御防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廷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在噶达①筑泰宁城，并赐金十万修建惠远寺，将此地划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驻锡之地，置泰宁协，并设副将、都司，置泰宁巡司驻防噶达城。《清实录》世宗卷一四五中记载：“泰宁番名格答②。雍正八年，迁达赖喇嘛居此，赐今名。设副将及都司驻防其地并辖化林、德靖、阜和、宁安等营。城建于东山下，辟四关、南北赢而东西缩……”。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等系列政策后，道孚地区的商贾贸易、手工技艺等得以发展。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设置县治于道孚，县衙署修建小学堂、邮电局等设置，使道孚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据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正式设置县治定名为道孚县时的户口资料显示，全县有从事商贸和挖金的汉族五百余户，其中约百余户属商兼农和手工业者，多聚居在道孚县城和泰宁③街场；而从事垦殖农务的基本集中居住在道孚县麻孜乡的菜子坡、韩家沟、格西乡的角洛寺、沙湾和铜佛山；从事采金的多以矿井为家，随矿场的转移而迁徒。随着社会的发展，到道孚地区的汉民越来越多，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使道孚地区的社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与本地藏民进行族际通婚的家庭逐渐趋于增多，汉语便自然流入道孚藏族社会。 　　深层文化接触必然伴随文化的双向影响，因而在藏区的大文化背景下，历经数百年，汉族移民长期与道孚藏族一起生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道孚藏民吸纳、借鉴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等汉文化的同时，到道孚早期定居的汉民也深受藏文化影响，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同藏民一样，外表无大的差别。不仅在生活习俗上汉藏文化并存，而且与藏族联姻，成为汉藏家庭，其子孙不少操道孚语，习藏俗，数代后即融为藏族，更加促进了汉藏文化的融合 [1]，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特性，仍延续下来。如年庆节日活动、婚丧嫁娶等方面仍保留有部分传统礼仪。早期汉族移民是道孚藏汉文化融合并存的先祖，道孚城镇的相当部分家庭、习俗文化等都是以多元文化共存的形式出现，这种多元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下来，成为道孚地区藏族文化的一大亮点。 　　历史上，由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周边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学教育，这也是形成双语文化接触的又一表征。但这种仅从口语接触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只表现为部分词汇的借贷方面即借词的借入，因而可以说汉语或者汉文化正式进入道孚的阶段应是从民国期间（1911年）道孚设置县治，县衙署修建小学堂，政府实行汉学教育以后，道孚藏族学习文化知识的途径也在原来以传统的寺院教育来获得藏文知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学堂教育获得汉语知识的途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汉语对道孚语的影响也就自然增大，汉语对道孚语的影响也随之逐渐突破了文化表层的接触。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