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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二分法困局周代乐教转型分期问题初探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4-0116-09 　　 　　摘 要：对周代乐教转型历史分期问题，学界习惯于“西周”（成型）、“东周”（转型）“二分”的说法。文章的作者借鉴新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对上古历史分期研究的有关方法和成果，从“周代”乐教转型动力机制考察入手，探讨其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认为：在乐教转型的时间节点分割上，就不能以主要依据王权中心地理位置（空间）转换而形成的西周、东周的二分模式来代替，而应沿着“乐教”的诞生、生长、成熟、持续、衰落、残存等“生命轨迹”，以社会文化生态与乐教互动而形成的重要“生命节点”，来定位“周代”乐教转型之“成型——形变——型变”的时间坐标，似乎更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周代；乐教；乐教转型；乐教转型动力机制；乐教转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14 　　作者简介：张业茂（1965～），男，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9）。 　　收稿日期：2012-08-09 　　对乐教转型时间节点的把握，学界习惯于“西周”（成型）、“东周”（转型）的说法。笔者借鉴新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对上古历史分期研究的有关方法和成果，从“周代”乐教转型动力机制考察入手，探讨其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相对的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并非绝对的机械时间）。认为：围绕“乐教转型”这一文化现象的生成路径（包括诞生、生长、成熟、持续、衰落、残存）考察，乐教所依赖的“三大关系”（与自然、与社会、与个人）及其互动机制是乐教成型及其转型的动力之源，这种互动过程历经了三个重要节点，即“雏型——成型——转型”。其中，“转型”期又可以细分为“形变——型变”等阶段。这样，“周代”作为乐教的“成型——形变——型变”的重要时期，在乐教转型的时间节点分割上，就不能以主要依据王权中心地理位置（空间）转换而形成的西周、东周的二分模式来代替，而应沿着“乐教”的诞生、生长、成熟、持续、衰落、残存等“生命轨迹”，以社会文化生态与乐教互动而形成的重要“生命节点”，来定位“周代”乐教转型之“成型——形变——型变”的时间坐标，似乎更具有合理性。 　　一、 研究视角及相关背景 　　历史分期，“尽管本身是时间上的框定，但实际上它框定的乃是一个文化上的区间，也即分期要寻找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上的时空坐标。通过此坐标的获得，以确立一种文化上的参照，用以查验及验证各类历史事件的文化属性，并给予某种意义的定位或定性”。[1]历史分期本身是时间方面的考虑，但其实质是为了寻找一种文化“事实”，用以定位或定性某种“意义”或“价值”。也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可能需要对某种文化作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者横向多维的时空坐标定位。伴随这种定位必然作出某种“事实”以及“价值”的“判断”。 　　（一）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 　　“问题史学”是相对于实证史学的“叙述史学”而言的。传统的史学是一种“叙述史学”，[2]“这种史学用历史的描述和叙述代替了一切其他的史学表达形式，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认识趋于表面化和平面化。”[3]但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这种缺少明确解释的叙述性，阻碍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4]于是，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年鉴派史学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命题。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6-1944年）写道：“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历史研究若要顺利展开，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5] 　　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其核心在于史学家应围绕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探索，针对不同的问题，史家以解决问题展开历史研究工作。不仅不受某一学科的局限，而且其研究不能只限于政治与英雄人物方面，还应面向广阔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从问题构成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进行有机联系的综合研究。[6]这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路，即“问题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基于此，反观我国古史的历史分期，就有了多种选择。 　　（二）上古历史分期的分歧与原因 　　“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前后延续半个多世纪，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殊表现之一。在政治与学术的密切结合上，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可谓是一个典型”。[7]朱绍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①一文认为，在古史分期的三次大讨论中，“关于社会性质不同学说的讨论，在第三阶段中形成了‘三论五说’的八种不同意见。”②以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四位同志任总主编酝酿编写《中国大通史》，他们在《编写手册》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框架”中明确提出“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