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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激励在国际环境合作中新实践 　　【摘 要】而由于缺乏外在权威和机制约束，集体行动的困境严重阻碍了国际环境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奥尔森指出，“选择性依赖”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根据这一理论，文章从非物质性激励、自我激励的内化和扩大激励的施予者三个方面，拟对国际环境的集体行动困境提出初步解决方案。 　　【关键词】国际环境合作；集体行动困境；选择性激励 　　集体行动困境（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是人们进行集体合作时必须面对的难题。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论述，集团的成员对获得集体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对承担这一利益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兴趣；因此，理性的集体成员无法自愿提供公共产品。简言之，这一困境是集体理性同个体理性间冲突的表现。 　　集体行动困境深刻地体现在国际环境合作中。以气候问题为核心的环境问题正愈演愈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全球性的问题面前，单一国家的行动无济于事，必须依赖于广泛的国际合作。然而，由于缺乏权威、制度缺位、成本巨大，合作中仍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搭便车”现象。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理性自利的各国很难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这严重制约着国际环境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奥尔森指出，“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ducement）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要求对集体中的成员区别对待。选择性激励在以往的环境合作――如《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中有所体现，但更偏向于物质性的奖励与惩罚。而且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也并不令人满意。本文立足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拟从非物质性激励、自我激励内化和扩大激励施予者三方面，论述选择性激励的新实践在解决国际环境集体困境中的作用。 　　一、非物质性激励 　　从目前来看，在已有环境合作国际制度中的选择性激励之中，以物质性激励为主。《京都议定书》三大机制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于1990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基金也为气候、生物、水域和臭氧层提供资金援助和环境贷款。这些机制致力于世界环境问题的改善，用经济成本换取环境收益。在这种激励下，环境合作偏向了经济和贸易合作；物质性激励成为选择性激励的主流。然而长期的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激励行为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例如之前被极为看好的清洁发展机制变相成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排放产业的跳板。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双方的共赢，却在总量上加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污染补偿也并不顺利：中国与欧盟的气候谈判中，在资金和技术转让的问题上欧洲的反应并不积极，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非物质激励上来。 　　其一，而奥尔森在论述经济激励的同时，同样强调了社会激励的作用。实际上，“驱使个人采取集团到项行动的社会激励……强化了集体行为。”社会激励旨在彰扬优秀成员的奉献行为，使其获得额外的公共物品，同时使其他成员产生效仿的趋向。例如，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爆发，超量的苯污染引起了下游俄罗斯的抗议。这一压力有效地促使中俄环境合作步入实质性进展。2010年，“环保合作已经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式写入中俄联合公报，环境问题成为中俄构建地区合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其二，大国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的争夺，也可以促进大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表率作用。例如在臭氧层空洞问题上，美欧一致的观念、积极的态度促成了有效合作；但在防止气候变暖问题上，欧盟则远远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欧盟在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中可谓德高望重。毕竟，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其三，在奥尔森看来，非物质选择性激励在小集团和“联邦”集团中效用最佳。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大国之间有限的双边、多边互动成了最有效的实践场地。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全球环境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由过去对能源强度和人均产出的减排目标，转向了更为明确和有效的“2030年排放量见顶”。而过去对温室气体减排躲躲闪闪的美国，也加大了减排承诺，“在2025年之前进一步削减26%到28%的排放量”。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的双边协定，为正步入僵局的国际环境合作带来了极大转折。 　　二、自我激励的内化 　　要促使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环境合作，既要有外力驱动，也要培养内生力量。这种内化的自我激励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向。 　　从共同认知方面，国际制度应当努力让参与者自我意识到，积极参与、拒绝“搭便车”，是自身得以获得更多公共产品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认识到，从蒙特利尔到哥本哈根的国际环境合作轨迹中，各国的共同认知是逐渐趋于一致的：世界气候问题正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实行道路限号、施工暂停、污染停排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