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堂决策从魏晋续到南北朝 曾发生弑杀废黜.docVIP

东堂发掘区域 东堂出土的瓦当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提供 　　□记者张晓东 　　引子 　　如果说太极殿是王朝的脸面，那么东堂就是朝廷的心脏：一些隆重的仪式，比如登基、册封皇后、皇帝大婚等，一般在太极殿举行。但皇帝和群臣讨论、制定国家政策，大多都是在东堂。 　　根据史料记载，东堂是皇帝“听政”和重臣“奏事”的主要地方。基于此，东堂很自然就演变成帝王与大臣进行政治决策的地点——对此，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东堂决策”——从魏晋时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东堂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军机处，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多都是在东堂做出的。 　　晋怀帝时，有大臣上疏说：“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这说明，至少从晋代起，“东堂决策”就已经成为惯例。 　　到了十六国时期，这种惯例发展成为定制。后赵政权建立者石勒，在公元330年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东堂决策”在后赵时期得到了认真执行，石勒经常“正服于东堂”，和大臣们就国事进行会商，然后做出应对之策。即使是史书上有名的暴君石虎，在立储问题上和大臣发生矛盾时，也郑重举行“东堂决策”，集体商议。 　　前秦政权、后秦政权，还有鲜卑族建立的诸燕政权，都比较重视“东堂决策”。 　　隋唐起，由于皇宫正殿不再设立东西二堂，影响、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东堂决策”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东堂也曾血流成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堂除了是政治决策的场所之外，还是举办皇室成员、“三公”等重臣丧礼的地点。 　　按制度规定，太极正殿是皇帝灵柩停放及哭丧、致祭、发丧的场所，而太极东堂则是亲王、公主、“三公”等举行哀悼仪式的地点。 　　公元272年，安平王司马孚死后，“(晋武)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公元273年，密陵侯郑袤死后，晋武帝“于东堂发哀，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绢布各百匹，以供丧事”。 　　到了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王公戚臣的丧礼基本上都在东堂举行。比如北魏重臣元嵩被人谋害后，“世宗为嵩举哀于东堂，赐绢一千匹，赠车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 　　由于东堂是听政、议政的重要场所，与国家政治活动联系密切，因此这里有时不免成为宫廷政变的发生地，包括废黜、弑杀、改立君主、诛杀政敌等事件，在东堂均时有发生。 　　公元300年，西晋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发动政变，在东堂诛杀了贾谧。 　　公元419年，王韶之奉命在东堂缢杀晋安帝司马德宗。 　　公元453年正月，刘劭弑杀自己的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后，走出东堂，来到太极殿，准备登基称帝，但遭到大将卜天与的反攻。刘劭逃回东堂，卜天与率兵紧追不舍，差点把刘劭射死在东堂。 　　前秦时期，苻坚的母亲苟太后，因担心苻法威胁苻坚的地位，就和大臣李威密谋除去苻法，“(苻)坚性仁友，与(苻)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赠以本官，谥曰哀”。这是在东堂处死政敌的例子。 　　公元409年，北燕君主慕容云，被离班、桃仁等宠臣所杀，地点也是在东堂。 　　…………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和政治关系密切，东堂不仅是国家的决策中枢，也是不少君王、权臣的葬身之地，不管在这里发生了追悼还是政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君王常在此宴请重臣 　　既然东堂紧挨着太极殿，因为其地理上的便利，除了帝王决策朝政，久而久之这里也成为君王们宴请重臣、讲听学术、接见使臣的场所。之所以要放在这个地方，扬州大学李文才教授认为，这不仅可以增进君臣之间的互信，改善与调节君臣之间的感情，更可以收到笼络人心、促进臣子尽忠报国的效果。 　　东堂宴讲是魏晋时期皇帝经常做的既规格高又风雅的事情，有史可查的是，公元256年，曹髦就开始在东堂宴请群臣、讲论学术、评点历史人物得失，“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曹髦还经常和中护军司马望、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大臣“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 　　后来十六国也继承了魏晋东堂宴讲的习惯，比如后秦君主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 　　后燕君主慕容盛也曾经与中书令常忠、秘书监郎敷在东堂设宴赋诗，还时不时“引见群臣于东堂，考详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命各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甚至把考试也搬到了东堂。 　　至于倾心儒家文化的北魏诸位皇帝，更是动不动就在东堂宴请名师大家，不亦乐乎。 　　除了宴讲，每逢大臣出任外职或者征战送行、凯旋，皇帝要在东堂设宴款待，以示嘉勉。北魏宣武帝时，元匡外放担任兖州刺史，“匡临发，帝引见于东堂，劳勉之”；彭城王元勰南征寿春，凯旋京师，“世宗临东堂劳之”，也是赐宴共饮，一起庆贺；北魏大举伐蜀时，高肇为大将军，“都督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