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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作中映射生命价值观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个不为时人所重但对后代文人人格构建和创作有深远影响的文人。他“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是一个少年时代就有“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的庶族文人,面对反动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的社会现实,他不愿与世俗污浊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而是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数度挣扎之后,最终放弃了“仕”选择了“隐”,开始躬耕吟读,进行生命的深层感悟,形成傲然于世、独善其身的生命观,使自身守志不阿的品格更加深刻地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体系,成功地构筑了后人仰慕又不可企及的精神家园。 　　 　　一.回归田园,崇尚自然,寻觅生命本真。 　　 　　在陶渊明的诗中,常可以看到“归”、“还”字眼,如“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以及诗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游斜川》)等。陶渊明的这种心态,正是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思想的一种无意识的流露。他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含真,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性情。也就是说,回归的自然不仅仅是等同于具体存在的自然界,还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陶渊明希望在淡然的田园生活中,泯去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以《归园田居(其一)》一诗为例,诗中的“丘山”,不是实指,而是一种精神存在状态。“误落”一词把归田前的生活加以否定,衬托出他归田后的解脱,“开荒”、“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则显示归田后精神生活的安适,最后的“久在樊笼”、“返自然”的感叹更表现出摆脱浊世的轻松。追求回归自然本体,不带有任何世俗功利色彩,这是他精神家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归去来兮辞》就集中反映了回归自然的心态,不带有任何世俗功利的色彩 　　 　　二.躬耕吟读,安道苦节,体验生命价值。 　　 　　辞去彭泽令,开始耕读生活,使陶渊明对人生有更真切的体验。尤为可贵的是他能亲自躬耕于野,这也是后世众多隐士文人不能企及的地方。传统的儒家思想视荷锄耕作为“小人之事”,而在陶渊明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而食、织而衣,才是人类最合乎自然的生存状态,也正是他追求的真淳、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他亲自参加劳动,《登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忠实记录了他第一天走向田野的兴奋心情和对于劳动的新鲜感受。第二首描写原野上麦苗欣欣向荣的生机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不仅写出了田野景致,而且渗透着诗人看到自己劳动果实时的喜悦。所以他说:“虽未量劳动,即事多所欣,”且不管收成如何,眼下的景象就够让人高兴了。在《归园田居》第三首中写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尽管庄稼长得不好,尽管有夕露沾衣之苦,但能在晨光中耕作,在夕阳中归家,也是一种惬意,这他也就满足了。他又“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归田之后,读书是他生活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不咬文嚼字,而是自己揣摩,从书中发现真谛,与别人共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从中又可以看出其安贫固穷的高尚情操,“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陶渊明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在战争与灾荒的逼迫中,“炎火屡焚如,螟蛾恣中田。风雨纵横至,寒夜无被眠。”这种归隐后期艰苦的生活陶渊明都坦率地记录下来,毫不掩饰。但陶渊明又不是一般的普通老农,他刚正不阿的生命观支配着他坚守“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的自然之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等诗句即体现了他安贫乐道、不改本性的铮铮铁骨。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也正是从安贫固穷中得以实现的。 　　陶渊明矢志固穷守节,不怕贫穷交加而患不能顺心任性,他的《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正是为固守志节,所以才接受嗟来之食,以保持自己生命的自然本性。但是据萧统的《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躬耕抱病,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请他出仕,他不出,馈以梁肉,陶渊明却“麾而去之”。这好像与前面陶渊明坦然接受嗟来之食的心态不相称,但这实际上正好映衬了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本性和顺其自然的生命观。他与檀道济为“道”不同之人,一“隐”一“仕”,有何足与谋?他那执著于生命本我精神的追求决不违背自己的生命观。可以这么说,如果是不违背陶渊明本性的馈赠,他会很自然地接受。与檀道济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陶渊明的乞食之拳,“扣门拙言辞”,但这是他在固穷求生中的自然行动,不违背自然本性。这种超然的精神境界,是后世许多文人仰慕而又遥不可及的。 　　 　　三.以酒入诗,沉醉自然,感悟生命深层。 　　 　　陶渊明一生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