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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道德哲学反思 　　[摘要]集权是以功利目的论为理论根基，以“倒外特质”为道德心理基础，以独断的道德相对论和独断的道德一元论的不良混合为道德特征，以暴力和强制为后盾的不道德的特殊权利。集权践踏人权、违背人性，不配享有权利之名，因而是必须祛除的对象。 　　[关键词]集权　人权　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9)05-0020-05 　　 　　权利包括平等共享的普遍性道德权利(即人权)和不平等非共享(某些人或某个人独享的)的特殊权利。平等人权和特殊权利的冲突一直是道德哲学的一大难题。尤其在二战期间，纳粹集权(作为极端化独裁化的特殊权利)对人权的践踏把这种冲突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鉴此，筑起一道祛除集权以保障普遍人权的坚固防线无疑是人权伟业首当其冲的历史使命。这样一来，追问集权的附魅根源，探究集权的祛魅路径，就成为道德哲学必须反思的基础课题。 　　集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表面上是赋予国家或政府的特权，实际上是元首个人的独裁权。集权的行使，必然以践踏普遍人权为根本途径。有史以来，集权和人权的尖锐对立最突出地体现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希特勒式的纳粹集权。为简明集中起见，我们以纳粹集权为考察对象。 　　 　　一、集权的附魅 　　 　　1897年，法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乔治斯?瓦赫(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在给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哈耶克尔(Ernst Haeckei)的《联结宗教和科学的一元论》一书所写的法国版的导言中说，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个主要理念相比，达尔文主义革命提出了新的、发展了的三位一体的理念：决定论、不平等、自然选择。这种理念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思想体系为纳粹集权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主要体现为：在权利法则上，以物理命令取代伦理命令；在权利主体上，以差异抹煞平等；在权利性质上，以集权取代人权。 　　(一)权利法则：物理命令取代伦理命令 　　达尔文和多数达尔文主义者否定不朽精神和自由意志，主张把物理命令作为伦理命令。 　　达尔文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伦理思想时认为，不要相信上帝和来世，人类生活的唯一规则是必须“追随最强烈的或最好的冲动或本能”。此论和奠定在神圣启示基础上的基督教伦理学，奠定在理性基础上的康德和许多启蒙思想家的伦理学，甚至与奠定在道德情感基础上的英国哲学家的伦理学都大相径庭。它把伦理学奠定在动物性的生理基础上，为以物理命令取代伦理命令的权利法则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哈耶克尔(Ernst Haeckel)、物理学家布赫(Ludwig Bfichne)、哲学家卡尔内里(Bartholomfius yon Carneri)等人的观点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同意自然过程能够解释包括伦理在内的人类社会及其行为的各个方面。他们否定任何神圣干预的可能性。蔑视身心二元论，拒斥自由意志而偏爱绝对的决定主义。对于他们来讲，自然的每一种特征――包括人的精神、社会和道德――都可以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因此，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哈耶克尔相信达尔文主义以严格的决定主义驱除了自由意志的根基，认为“无机界的永恒的、铁的自然规律在有机界和道德界依然有效”。卡尔内里(Bartholomfius von Carneri)和功利主义相似，他拒绝康德的绝对命令，拒斥人权和道德自然法则，认为道德应建立在追求幸福的动力上，他向哈耶克尔解释说：“人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生理方面，都和最不重要的细胞，最不重要的原子一样，屈从于因果关系的普遍法则。”当将这种否定自由意志的绝对决定主义的自然法则应用于道德领域时，蔑视人权甚至种族屠杀都可以成为伦理命令了。 　　在达尔文出版《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和希特勒出生之前，达尔文主义动物学家雅戈尔(Gustav Jaeger)在1870年的文章中就认为：“科学家们正确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确切地说，大屠杀的战争――因为所有战争的本质就是大屠杀――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有机界没有战争将不成其为有机界，甚至不能继续存在。”达尔文主义人种学家奥斯卡?佩希尔(Oscar Peschel)在1870年也已经明确主张伦理学不应当反对种族灭绝的自然进程。他说：“如果我们看作个人权利的每种东西和人类社会的迫切需求不一致的话，它就必须屈从于后者。因此，塔奇曼人的衰败应当看作一种地质学的或者古生物学的命运：强者排除并取代弱者的命运。虽然这种灭绝本身是可悲的，但是要认识到，更为可悲的是，物理命令每次和伦理命令相遇时，总是践踏伦理命令。”奥斯卡?佩希尔认为，事实上，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