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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刑讯逼供成因及及对策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有一定的普遍性。客观地讲，刑讯逼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获得真实的口供提高破案率；另一方面，它又严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是冤假错案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权衡利弊，自当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因此从对刑讯逼供的成因分析入手，研究其综合治理的对策，对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既然我国刑法已明文规定严厉禁止刑讯逼供，但在现实生活中司法部门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从我国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到现今这26??历史变迁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情况。第一个阶段是80年初，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时候虽然表面禁止刑讯逼供，但客观上需要缩短办案时间而滋长了刑讯逼供。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个时候国家重视在国际上的形象，对西方社会所提出的人权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因此如何抑制侦察阶段的刑讯逼供，各级司法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及相应的处罚机制。从对这26年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刑讯逼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性的现象。 　　其次，从观念的偏差和制度的落后层次上分析刑讯逼供。在侦查机关内部，通常有破案率、嘉奖令、提拔的诱惑等各种方式鼓励侦查人员想方设法侦破案件，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当侦查行为本身缺乏监督的时候，侦查人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基于金钱、官位、荣誉等私利而对侦查对象采取刑讯逼供。因此，一个公安人员如果破不了案，只是在那里尊重人权来着，其结果也是当不了先进提拔不了，拿不了奖金。那么，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也确实会相信搞刑讯逼供的破案率，一定要比不搞刑讯逼供的破案率要高很多，并且也会相信刑讯逼供的广泛性和冤案的不成比例性，的确，在动用刑讯逼供而已经破的案子中间，大多数仍然不是冤假错案，这就鼓励办案人员更多地迷信刑讯逼供，甚至成为习惯，而导致的即使少量的冤假错案，却对社会产生的轰动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比如前不久媒体曾连续报道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件。 　　第三，我国把犯罪人的口供作为最重要的证据来源：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的供述，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具有严重的“口供情结”。 　　执法监督方面，对刑讯行为的监督多为事后监督，且处罚力度不够，使运用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对刑讯逼供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即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是此条在实际运用中却很尴尬，这个规定的严厉之处在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要以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这个规定的漏洞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只限于司法工作人员，并且逼供的对象只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如果对普通的治安案件的作案人刑讯逼供，即使打得再重也不构成该罪，如果是非司法工作人员(比如派出所里常见的治安员或者乡政府的干部)实施刑讯逼供，也不构成该罪；另一方面，该条只规定在被逼供人构成伤残或者死亡时才是刑讯逼供罪，但是在现实中司法工作人员更倾向于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比如挨冻、受饿，轮番审讯和夜间突审)，这样的行为，也不构成刑讯逼供罪。 　　在明确了刑讯逼供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在参照外国相关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针对其产生原因，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 　　1、完善刑事诉讼机制，强化辩护职能。我国的刑事诉讼辩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诉讼的辩护职能是相当弱化，侦查的地位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在社会中有一句话很好的反映了此种情况：公安局是做饭，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在一个案件中三方是配合很好却相互监督不力，因此，完善我国的诉讼机制。首先，要提前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侦查机关审讯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的制度，强化诉讼中的辩护权，力争达到控辩平衡；在次，可借鉴国外的诉讼抗辩制，如在英美法系中实行的当事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