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与人文关怀.docVIP

历史反思与人文关怀 　　张艺谋崭露影坛的80年代，是令人神往又让人怀念的年代。正如一本名为《追寻80年代》的书中写道：　“这是激情流溢的年代，这是理性回归的年代，这是众声喧嚣的年代，这是暗潮涌动的年代。”这也是属于张艺谋的年代。在与社会一起经历了60年代埋没人性的动荡、70年代无所事事的困顿后。张艺谋迫切需要酣畅淋漓地宣泄。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宏观历史中的鲜活个体。 　　 　　1.激情与桎梏 　　 　　在导演处女作《红高梁》中，张艺谋通过刻画一群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活得痛快、舒展的人，迫不及待地唱响了生命的赞歌。张艺谋认为，人首先要按人性最原始的需求那样热火朝天、有滋有味地活着，然后再谈活着的意义。在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中，人性更多指的是生命的本能和欲望。 　　《红高粱》里有一个“超越善恶的惊人构思”，那就是“我爷爷”余占鳌可能是杀死九儿丈夫的罪犯，可以说这是一种原始的甚至带有野蛮意味的生存、占有本能。但为什么不会影响我们感受那种生命的激情呢?原因在于张艺谋对故事以及历史进行“疏离”的处理。在电影中，无论是抢亲还是抗日，历史已经被完全架空，从而演变成一段道听途说的传奇。(图1) 　　 　　为了营造这种传奇感，张艺谋保留了小说中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口吻。《红高梁》里“我爷爷”那些声嘶力竭的歌唱，只有恶作剧式的狂放和豪情，而没有了穿透历史的沧桑与辛酸。 　　红高梁、高梁酒是影片精神的具象代表。张艺谋赋予酿酒仪式化的表演过程，也赋予高粱酒血液一样的颜色。高粱酒代表生命的传承、人性的喷薄，这同西方“酒神文化”所代表的狂欢、自由、抛却束缚、回归原始的精神不谋而合。这是张艺谋刻意为之，还是东西方文化“殊途同归”的暗合?的确是个有趣的事情。 　　影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像《红高粱》那样正面地展现生命的激情外，张艺谋还善于从反面阐释桎梏中的激情。《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菊豆》演绎了一场生命本能被压抑、被扭曲、被扼杀的悲剧，展现出封建宗族制观念和世俗伦理对人性的磨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悲剧一代代上演的宿命。 　　《大红灯笼高高挂》延续了对传统批判的态度，颂莲从一个年轻的知识女性沦落到只会与人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妻妾，由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捍卫者，成为这个制度本身的一部分。 　　影片的结尾，在亲眼目睹了三姨太被杀后，颂莲疯了。她反复念叨的那句“你们杀人”，如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一样，具有极大的震撼和警示力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对历史反思和人性的关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2.困顿与温暖 　　 　　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把人性的关怀从生命的本能和欲望转向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从酣畅淋漓的火热宣扬变为对弱势群体含情脉脉的温暖注视。秋菊因为村长踢伤了自己的丈夫而没有“给个说法”，一直从村里告到县里，再告到了市法院。故事本身就是维护人性的范例。 　　若将影片内涵进行更深层的探讨，我们会发现，《秋菊打官司》触及了道德和法律二者之间的孰对孰错，以及人在法、理之间应该作何选择。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秋菊茫然不知所措的特写，她的本意只想在道德层面讨个说法，最后却把救过自己的恩人送到了拘留所。秋菊的茫然，正是我们的困惑。(图2)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拍摄于1997年。那年，美国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公映，引起了“万人空巷”的惊人效果。这时的张艺谋选择拍摄两部清新动人的小制作，来关注人的精神家园，一定程度上消解娱乐化文化侵袭。《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讲的都是乡村小学老师的故事，表达的也都是人性的温暖和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为了一个学生都不能少的诺言，只身一人来到城里找学生。其间经历的种种磨难，在后来做电视节目时一并爆发出来，泪如雨下。虽然她一开始的行为动机是为了几十元钱的代课费，但到了影片最后已经不见了钱的踪影，进而转变成她对学生真挚的感情。(图3) 　　 　　《山楂树之恋》表现出张艺谋的镜头始终是敏锐温暖的。2010年，随着一档叫作《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的走红，各种打着相亲旗号的娱乐节目如潮水般涌向全国荧屏，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相亲的爱情速食时代。闪婚闪离让人们愈发感叹真爱难寻。在一片浮躁声中，张艺谋适时举起了“史上最纯爱情”的大旗，拍摄了电影《山楂树之恋》，让观众的心再次被他感动、被他温暖。张艺谋对社会、对民众，对人性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了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图4) 　　 　　 　　3.柔软与坚韧 　　 　　张艺谋的一系列作品，从影片主题、故事构成、演员戏份、拍摄手法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艺术天平倾向于女性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