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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影响研究 　　摘 要：在古代，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及其生活方式，甚至会对文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概况入手，着重分析两个文明中的地理环境在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文化发展和思想形成等产生的影响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古希腊；古代中国；地理环境；文明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两种层面的生产，也就是自我层面的生产和他人层面的生产。而地理环境对于自我层面的生产（食物与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地理环境获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来种族繁衍生息和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地理环境概述 　　（一）古希腊 　　古希腊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位于东地中海，自西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半岛；自南向北经过北非，埃及的东南角，克里特岛（塞浦路芝）、爱琴海、两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等。古希腊就是在这样的海与山、诸岛中处于欧亚非三洲和北非、南欧、西亚、东欧四大地区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线十分曲折，毗邻岛屿众多，星罗棋布，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气温不高；冬季低温多雨，这种不协调的气候配合，对粮食的生产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这种独特的海洋地理环境对古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二）古代中国 　　中国地理方位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陆?D欧亚大陆的东部，内部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西部以山地为主，东部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东面和南面临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横贯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脉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又有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两条大河?D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积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区，有着多种的气候类型，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大部分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种独特的华夏大河文明对古代中国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环境发展模式 　　（一）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的形成 　　古希腊由于山海交错，毗邻岛屿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史上却从未形成统一的大帝国，有的只是小国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无不跟岛屿众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罗棋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体制中，古希腊政权组织形式是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隶）属于政权中的公民团体，其特点是以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代替一人的权力。在希腊政治中，无论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实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严密而复杂的政治运行程序等措施，都说明政体在本质上排斥个人权力。[1]虽然以财产的多寡来划分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贵族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对于城邦中的社会责任感。古代中国的华夏大河文明有着广袤的疆域，内部平原广阔，其他三面交通极为不便利，形成了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整体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创统一的政体的形成。黄河中下游渐渐成为了文明的汇合处，以宗族为单位从氏族发展到国家。[2]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长的绝对权力演变为君主的专制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演变为国家的各个机构。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机构为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国家化，由于这一原因，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既没有出现向古希腊国家那样的城邦制度，也没有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度政体。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职高无上的权力，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构成了西周时期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谓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天子诸侯的诸子中，由嫡长子继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终形成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长子继承父亲的权力，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规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庙，使从姓氏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成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家天下”基石。“众建亲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亲或有军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