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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贫富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同时要优化社会结构，扩大中产阶层比重，保护社会下层的基本生存状态。 　　关键词：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社会稳定；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耿改智(1970-)，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F126；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5.30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5-69-02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根据亚行2007年8月的研究报告，在22个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 　　 　　一、贫富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社会学研究认为，贫富差距的存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其正面功能在于，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它的存在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其负面影响在于，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差别、地位差别以及由此决定的机会差别，它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个人发展失去动力和社会发展失去活力。[1] 　　 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加剧，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中，最为突出的深层次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贫富阶层之间、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 　　 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普遍支持，而这种态度源自于社会发展成果被大多数成员共享。历史经验表明,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这种调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获益,即“帕累托改进”；另一种是改革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其他人的利益增进是建立在这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即非“帕累托变革”。中国1993年之前的改革基本属于前一种情况，此后,社会则进入“非帕累托效率”阶段,改革更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部分社会成员成为改革的“输家”(如下岗职工、大部分农民),社会贫富差距随之迅速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其中对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就是“相对剥夺感”日益凸显。[2]“相对剥夺感”是指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其强度与经济收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境遇尤其是经济水平较差的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并且贫富差距越大，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愈强。同时，随着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拉大，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对社会规范的怀疑和困惑，对社会的不满和失落，各阶层间相互敌视，缺乏合作精神等等。加之大量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强，其结果就是他们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任，进而与少数强势群体，甚至与政府产生对立，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来，在城市，集体上访、罢工请愿、静坐示威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表现形式日趋具有对抗性，上访群众越来越多地采取极端行为，甚至发生恶性社会冲突。在农村，农民上访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某县从1992年开始，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上访县、市、省和中央，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减负上访骨干队伍，其中核心人物有80多人。2003年1月,湖南某县27名上访代表集会，商议成立农民协会。后来，还具体讨论了农民协会的宗旨和章程，并向该县领导和部门正式提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要求。[3] 　　其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遭到破坏。 　　社会学和法学研究认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产生犯罪的最终根源。作为蔑视社会秩序最为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是“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的。社会学家默顿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4]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证明，贫富差距发展所引起的贫富悬殊、贫富分化、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违法犯罪活动增加。 　　关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清华大学的胡鞍钢等学者作了权威性的实证分析研究。[5]根据这项研究，他们发现，1978-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都与违法犯罪的增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