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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与政府治理创新分析 　　 摘 要：中国网民数量的持续增长及新媒体的快速普及，群体性事件的集聚，转型中社会组织力量的薄弱及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导致当前中国民众利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凸显。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功能和影响舆论的能力，不仅给民众的利益表达带来优势和渠道的拓展，而且开辟了利益表达的新机制，使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倒逼”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 　　 关键词：新媒体;利益表达渠道;政府治理创新 　　 　　 公民“利益表达”，有学者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媒体、社会协商以及政治协商是我国人民利益表达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1]。媒体是民众利益表达重要的方式和渠道之一，而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的兴起，我国普通民众利益表达能力和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空前增强，这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影响。本文旨在基于新媒体和中国语境的背景下，分析其对中国公民参与新媒体利益表达的动因、渠道以及对中国政府创新治理的作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了解，有助于化解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激增，以及政府的治理转型问题。 　　 一、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利益表达的文献综述 　　 有关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研究，国内外论著颇丰。目前国外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一是从利益表达与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代表人物如拉斯维尔（Lasswell，1936）论述了精英集团的利益表达，之后阿尔蒙德（Almond G.A.，1978）首次提出了“利益表达”，并把它与政治过程和决策系统相联系，认为利益表达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二是从网络政治民主与公民参与角度，解读互联网技术的传播对政治参与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凯文?希尔（Kevin A.Hil，198l）、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9）以及安娜?玛丽娜（Anna Malina，1999）等认为新媒介环境下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范式要重新评估，即要重构集体行动和公民利益表达的机制。三是从网络和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互动的角度，分析政府、公民和媒介的关系。如查德威克（Chadwick，2006）、詹妮弗?厄尔（Jennifer Earl，2011）和弗拉纳金（Flanagin，2012）等，通过对新旧媒体的比较，提出新媒介可以使草根活跃分子超越政治精英和现存机构，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改变现存的政治运作模式。 　　 我国学界以往较关注利益结构或利益矛盾，对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这一重要问题有所忽视。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从阐述和分析利益表达的现状、功能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毛寿龙（2001）、陈映芳（2003）、王中汝（2004）、孙立平（2004）等从利益表达的功能以及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利益表达培育机制及公民的有序参与方面考察论证。二是从网络行动与政治过程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方面研究。李斌（2004）、杨国斌（2009）、张星久（2011）等对重大群体事件做归纳，总结网络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及公共决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从中国新媒介和网络的发展对社会运动和中国社会转型产生重大影响方面论述。三是从新媒介下的群体事件和网络舆情的角度切入。王敏（2010）、谢耘耕（2011）为代表，对重大群体事件作归纳，着重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事件的起因、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解读，并探讨政府与网络民意和网络监督的关系。 　　 国外的关于中国互联网与公民利益表达的一些分析架构和思路虽值得借鉴，但由于所依托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其研究结论对中国只能是参照。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是结合当下的热点时事进行考察，很多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研究是为公共服务的政府提供建议和决策参考。过多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网络民意的舆情研究，而较少涉及利益表达的具体渠道和机制的构建，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探索和分析。 　　 二、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利益表达的优势 　　 网络时代，社交媒体传播结构的变化，使得社会民众对突发性的事件，能够迅速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合力，进行集体行动。关于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上，互联网一方面为集体行动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工具，另一方面也是集体行动开展的活动场所[2]。很多利用新媒体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表明它具有成本低、隐蔽性和效率高的特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突破了普通民众在言论表达上的障碍，使得民众公开的利益表达在当代中国社会成为了可能，促成“国家―社会―民众”积极的正面互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 　　 互联网拓展了中国公众政治互动和表达的空间，全球互联网项目（WIP）的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中国人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会对政府有更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