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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与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澳门（118对）和东北地区（266对）夫妻进行研究，以检验两地夫妻沟通模式的差异，及其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结果发现：澳门夫妻双方回避沟通显著少于东北夫妻：两地夫妻报告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行为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行为；建设性沟通对两地夫妻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力最强：要求，回避沟通只对澳门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力。两地妻子的建设性沟通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而只有东北地区丈夫的建设性沟通能正向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 　　关键词 夫妻沟通，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方回避沟通，婚姻满意度。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幸福的婚姻是个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国外的大量研究证实，夫妻沟通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核心因素之一 　　（Gottman，1994，WeissHeyman，1997：Heyman，2001）。特别是当夫妻面临冲突时，他们采取怎样的模式解决问题，可以显著地预测婚姻满意度，甚至可以预测几年后夫妻关系的变化（BmdburyKamey，1993；GottmanLevenson，2000）。在众多的研究中，Christensen和SuUaway（1984）率先从夫妻双向互动的角度研究了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揭示了夫妻关系中三种重要的沟通模式：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和双方回避沟通。研究发现，三种沟通模式都是区分困扰夫妻和非困扰夫妻的重要指标。如双方回避沟通和要求/回避沟通是困扰型夫妻沟通模式的典型特点（BuehlmanGottman。1993；GottmanLevenson，1992）。治疗中的夫妻、离婚的夫妻，比起没有困扰的夫妻，有更多的要求/回避沟通和双向回避沟通行为，倾向于较少的建设性沟通行为（ChristensenShenk 1991）。 　　在三种沟通模式中，要求，回避沟通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一方面，要求/回避的角色存在性别差异，妻子更多的是要求者，而丈夫更多的是回避者。Chrlstensen和Heavey（1993）的研究指出，妻子要求丈夫回避的夫妻占60%，而相反角色的夫妻占30%，10%的夫妻双方的要求回避行为没有差异。无论是困扰组，还是非困扰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沟通都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沟通（ChristensenShenk，1991；Eldridge，Sevier，Jones，Atkins，Christensen，2007）。一项对巴西、意大利、台湾、美国四个不同地区样本的研究显示了这种角色差异的跨文化一致性（Christensen，Eldridge，Catta-Preta，Lim，Santagata，2006）。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发现。要求/回避沟通对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很不一致。传统的观点认为，要求，回避沟通对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如Heavey，Christensen和Malamuth（1995）的研究发现，要求/回避沟通模式（特别是妻子作为要求者）能够预测夫妻婚姻质量的下降；甚至能预测离婚倾向（GottmanLevenson，2000）。有些实证研究并未发现要求/回避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下降之间的联系（Noller，Feeney，BonnelLCallan，1994：Heavev，Layne，Christensen，1993）。Roberrs（2000）的研究发现，丈夫回避不能预测妻子的满意度，而妻子的回避能显著预测丈夫的满意度。有的研究还发现，在丈夫要求/妻子回避模式中，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会随时间而增高（Heave5，et al。1995；Heaveyet al，1993）；Caughlin（2002）的追踪研究显示，无论是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还是妻子要求/丈夫回避都能够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高。 　　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要求，回避沟通是最具有破坏性的沟通模式。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 Model）认为，夫妻之间一系列的行为互动是婚姻关系的实质，夫妻一方的行为从另一方的行为回应中得到强化或消退。例如，在夫妻解决冲突时，一方要求导致另一方的回避，回避又会导致更多的要求行为，在这样的循环中，婚姻满意度开始下降（Sullivan，Pasch，Johnson，Bradbury，2010）。而赞同消极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破坏性并没有那么强，甚至会预测满意度提高的研究者用“适应模型（Accommodation Model）”（Rusbult，Verette，Whitney，Slovik，Lipkus，1991）来解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他们认为，夫妻已经适应了这种沟通模式，消极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负向作用随时间消失。特别对于丈夫要求为主的沟通模式中的妻子，她们视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