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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 　　摘要：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看法基本相同。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它们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主体行为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主体行为均取决于主体间“互动一认知”程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和认知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但其主观性太浓而趋于理想化。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要求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认同等观念因素的影响是以其为基础的。 　　关键词：安全困境；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7)04-0372-07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笔者认为，在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分析中仅运用单一研究范式是无法对其作出圆满解释的。所以不揣冒昧，结合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多种范式，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试图能在此基础上构想“安全困境”逃逸的模式。 　　 　　一、关于“安全困境”产生的理论之差异比较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他先是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兹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社会情势(或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赫兹也把“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看作是一个“悲剧”。他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自然状态”理念。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受自我保全或自我安全冲动的主使，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每个人都会杀每个人的困境，人类结合成若干个服从于中央权力的社会，即国家或“利维坦”这一凡间的神来维持秩序。然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则依然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之中。虽然，根据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的研究，霍布斯认为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随的苦难，但是，即便如此，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依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导致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至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 　　通过对“安全困境”命题提出和发展的过程的分析，国际关系学者阿兰?克林斯总结出安全困境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意图的善性，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吊诡(结果与目的适得其反)。并认为陷入安全困境的各方的意图是否是善意的决定一种困境是否是安全困境，而对对方行为意图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安全困境的核心要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安全困境”理论得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