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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容隐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与谐社会 　　[摘 要]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没有定论。据现有的文献表明，最早将这项制度列入法律的应当是秦。它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突出体现了人伦精神，强调“子为父隐”以彰显孝道，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现在，我国对容隐制度仍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是否还需要这项制度，它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否相容，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这项制度，对这项制度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论点所在。 　　[关键词]容隐制度 民主法制 和谐社会 评价 　　 　　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突出体现了人伦精神，强调“子为父隐”以彰显孝道。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是否还需要容隐制度，这项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否相容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从容隐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原因和特点以及对容隐制度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揭示我国古代的容隐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容隐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如果对法律规定的隐匿亲属进行告发，则告发者将被处以极刑。这项法律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的文献来说，很难做出定论。但亲属相隐的观念始于春秋。 　　据《国语、周语》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听理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一案时说：“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既承认元?I理直，又主张不理此案，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隐罪。这可能是史籍中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的主张。 　　《论语.子路》中，孔子对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提出批评，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尽上心》中提及,孟子曾和门人假设瞽叟杀人的故事,认为皋陶处于法官的地位,自应依法处理,不能因为是天子的父亲而徇私,可是舜一定会弃天下如敝屣窃父而逃的。（孟子的弟子桃应问他：“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回答道：“视天下如弃敝屣，窃负而逃，尊海滨而止，终身然，乐而忘天下。”）这是春秋时候对亲属容隐的一般认识。 　　据范忠信教授在《中外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 》中的研究所述以及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将容隐原则应用于法律的是秦代。秦律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的规定。 　　汉代时，汉宣帝曾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为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唐代时，亲属容隐制度基本形成一个完备规范的体系，《名例律》制定了关于“亲属容隐”的总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及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这就更为扩大了容隐的范围，据此，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包括在内，只要是同居的亲属，不论有服无服，都可以援用此律，便是不同居的亲属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大功以下的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和外祖父母、外孙、也包括在内。 　　北魏时期，子孙卑幼虽控告父母尊长犯重罪，也照例处绞刑。 　　元代时对“亲属容隐”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一时期，确立了“干名犯义”的罪名，“凡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妻妾弟侄告发夫兄叔伯等诉讼行为，都是大伤风化的‘干名犯义’，一律禁止”。容隐亲属的义务也进一步加强。元英宗时，驸马告父谋反，帝曰：“人之事亲，有隐无犯。”结果驸马被斩首。这说明这一时期，连谋反这样的大罪也是可以容隐的。 　　明朝时对亲属容隐的范围做了补充规定：“妻之父母与女婿相隐不论，无服之亲相隐，罪减一等。”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及于妻亲，连岳父母和女婿也一并列入。不但谋匿犯罪的亲属，便是漏泄其事或通报消息与罪人，使之逃匿也是无罪的。至于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虽不在容隐的范围以内，但容隐及透露消息得减凡人三等论罪，无服亲的，明律又容许减一等。 　　清朝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容隐适用到了雇主与雇工之间。雇工对雇主的一般罪行不得告发，否则要治罪。雇主的亲属犯有一般罪行，雇工也得为容隐。到了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仍然保留了容隐的原则。 　　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刑法》及民刑诉讼法，在关于藏匿人犯及泯灭证据、放纵、便利逃脱、赃物、亲属作证等方面也都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容隐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