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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利用外资实践 　　[摘 要]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贯穿于整个封建王朝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为了应对外国资本的入侵，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引进外资的活动。研究近代中国利用外资问题，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多维地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利用外国资本的历史，也对当前利用外资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外国资本；《马关条约》；借债筑路；张之洞；改革开放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之前，以天朝上国自称的满清政府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因此，实行了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由此与世界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经过工业革命洗礼而逐步强大的西方列强带着开拓海外殖民地的野心与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列强们除了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降低外国商品税率之外，他们还对中国实施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侵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特权。特别是他们对华的经济侵略方式由商品输出转变成为资本输出。这无疑给在中国占主体地位的自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获得在华特权后，急剧扩大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经过了痛苦的挣扎和漫长的抵抗，但是独立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始终难以与西方先进的大机器生产抗衡。首先受到西方商品严重冲击的是手工纺织业，洋布的输入，使得“织”与“耕”开始分离。相对于中国民间手工生产的土布，西方的洋布是由机器生产的。它们不仅外观漂亮、质地轻柔，而且在价格上也较土布便宜。因此，洋布一进入中国，便在沿海各地得到了热销。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逐渐向内地扩展，洋布也被销往中国各地，并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到：“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中国的土布由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很多家庭不得不放弃手工业生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开始专门从事农民生产。然而，农村土地是有限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还有一部分人也离开土地，涌入了附近的城镇，失去谋生手段和经济来源的他们最终成为了城镇里四处游荡的流民，从而为整个社会又增添了一份不安定的因素。除了对手工纺织业的冲击，外国资本和商品同时也渗透到了中国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光绪年间二十七年，除了洋布大宗外，“一切日用皆能体华人之心，仿华人之制，如药材、颜料、瓶盎、针纽、肥皂、灯烛、钟表、玩器、悉心讲求，贩运来华，虽僻陋市场，靡所不至。”[2]，外国资本与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步加大。从甲午战争后中国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量来看，1894年中国进口净值为1.621亿海关两，1914年则达到5.6924亿海关两。同期出口虽有增加，但增幅远不及进口，因此入超持续增长。1894年入超3399.8万海关两，而1914年就达到2.13亿海关两，是1894年的6.26倍。[3]因此，在外国商品和资本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当时清朝政府内部的一些开明派以及一些有识之士转而开始研究西方先进的器物和技术，从而萌发了通过发展近代实业来实现民族富强的想法。然而，首先摆在他们面前的便是资金短缺的问题。他们本来寄希望于清政府，但是此时的国家财政状况十分糟糕，为了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国家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因此，他们只得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最终他们决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贷资金来完成他们救亡图存的愿望。其中，洋务运动中“借债修路”热潮的兴起，就是在洋务派的“借债以兴大利”的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1880年，中国在李鸿章的指导下开始修建铁路，虽然进展极慢，但是最终也建成了天津山海关间到台北新竹间的铁路477公里，由此奠定了旧中国铁路交通的基础。此外，在张之洞“采矿抬洋股”的主张下，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外合办矿务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 　　在洋务派的带领下，近代中国开始走上借贷外资，发展实业的道路。以洋务派后期领导人物张之洞为例，在甲午战争中，他就提出以“外洋为助”、“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等主张，并未得到采纳。在甲午战争后，他看到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战争赔款，从而使得国力衰弱、民生凋敝，更感到大力发展实业、兴修铁路的重要性。由此进一步提出“多借洋债”的主张，他曾为此给清廷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若再多借十之一二，及此创臣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年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