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司法制度》课件.pptVIP

中国法制史 第十章 清朝的司法制度 （公元1644--1840年） 新刑律草案脱稿后，立即受到猛烈攻击。以张之洞、劳乃萱为代表的坚持封建的纲常伦理的“礼治派”与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主张效仿资产阶级法制的“法理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即“礼法之争”。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传统在法律思想上的交锋。其焦点在于修订法律是全盘肯定封建的伦理纲常，用新的形式包容旧律本质，还是较多地吸取西方法律精神，对法律进行改造，并将法律与道德，刑事制裁与行政处分作必要的区分。在“礼治派”强大的压力下，“法理派”被迫妥协，同意在新刑律后增加充满封建性内容的《暂行章程》五条。 附则《暂行章程》五条，对新刑律的某些条款，作了重要修订。其内容是：①对部分罪行仍坚持适用“斩刑”。《暂行章程》第一条规定：凡危害皇帝乘舆车驾者、内乱罪、外患罪、以及杀伤尊亲属者，仍用“斩”刑。②增加了死刑。第二、三条规定：见有损坏、遗弃、盗取尸体者，以及强盗罪，“应处二等以上徒刑者，得因其情节仍处死刑”。③修订新刑律条款。第四条针对新刑律中对”无夫奸”的未定罪，特补充规定：“无夫奸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罚金。其相奸者亦同”。第五条规定：“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保守势力的强大，以及清政府的顽固立场，也说明了“法理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新刑律在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二、民 商 法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专门的民法典。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开始组织人力起草民法典。民法典的总则、债权、物权三编，由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松冈正义起草，采用了德国、瑞士、日本等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法原则。民法典的亲属、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仍然沿袭了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原则。宣统三年，1911年8月，各编起草完毕，共五编三十七章，1569条，定名为《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法典，但由于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而未及颁行。 中国封建法典中，一向没有民法和商法的区别，也没有单独颁行的商事法规。为了适应中外贸易的发展，调整新出现的商务关系，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并开始制订商事法规。陆续颁行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各种单行商事法规。这是中国商事法规的创始。它虽然对外商的侵华利益详加保护，但同时也承认发展工商业的合法性，并对资本家兴办企业予以一定的奖励。 1908年，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协助起草商律，1910年完成《大清商律草案》，包括总则、商行为、公司法、票据法、海船法等，内容大多抄自日本，德国的商法，但由于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而未及颁行。 三、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 中国封建法典历来把实体法和程序法混同一体，将诉讼断狱附于刑律，而没有单独的诉讼法典。19O6年，沈家本主持编成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共五章，二百六十条。这部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审判制度、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独立的诉讼法典。但由于遭到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颁行。1910年又先后编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这两个草案均未及审议颁行，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在中国，单独规定司法机关组织的法律也始于清末。为了配合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政府陆续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等有关法院组织的法律 《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共五节，四十五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行。 《法院编制法》系仿照日本的《裁判所构成法》拟成，共十六章，一百四十六条，于宣统元年，1910年2月颁行。《法院编制法》在形式上采取了资产阶级国家所标榜的“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各审判衙门独立执法，各行政官和检察官“不准违法干涉”，并规定在各级审判衙门内设置检察厅,实行审检合一的制度。《法院编制法》虽然规定了这些资产阶级的司法原则，但在实际中并没有真正实行。 四、清末法律的特点 (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奉行“中外通行”原则，既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又要考虑保护帝国主义利益，是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意志的体现。 (二)在法律内容上，一方面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另一方面仍继续搬用以纲常礼教为思想基础的封建法律。表现了立法过程中新旧两种法律思想的斗争和妥协。 (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承认和保护私营工商业，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三)审理满人案件的司法机关 清朝一般司法机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