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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良惊雷 　　一份关于贵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使银行不良贷款率问题又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是中诚信国际给贵阳农商行出具的二级资本债跟踪评级报告。 　　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年末的19.54%；与此相应的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资本充足率则由11.77%下降为0.91%。据此，中诚信国际将贵阳农商行主体评级由AA-下调为A+，债项评级从A+下调为A。 　　早在2018年3月，监管层便发布了《银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从150%下调至120%-150%之间，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至2.5%，但满足拨备率下调的条件之一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即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100%的银行，可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降至最低的120%。 　　监管层此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此前市场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颇多微词，监管调整旨在避免某些银行通过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计入不良的手段来有意隐藏不良贷款，以提高银行报表披露的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实际上，这种调整过程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会导致一些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 　　此次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陡然飙升，主要是该行为了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所致。贵阳农商行本次成为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暴露的“典型”，或许只是银行业的一个开始，尤其是对此前通过扭曲不良贷款偏离度的方式来调低不良贷款率的银行有很大的影响，市场对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的担忧陡升。 　　甚至，这种担忧情绪的连锁反应也传导至监管层。继7月2日青岛农商行被证监会取消审核后，7月9日，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再次被取消审核。据了解，监管层对排队IPO银行的从严审核，尤其是对不良贷款的重点关注是一周之内两家银行被取消审核的原因。 贵阳农商行不良样本 　　那么，此次引爆事件导火索的主体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具有行业代表性引起市场的极大关切，对它进行详细的样本剖析也就具有典型的行业意义。 　　实际上，贵阳农商行的前身是农信社，并由其合并而成，这也是中国农商行形成的典型轨迹。2011年12月23日，贵阳当地的南明、小河、白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云岩农村合作银行四家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合并组建贵阳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时，贵阳农商行注册资本1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亿元。由于历史包袱较重，业务基础较为薄弱，贵阳农商行本身的资质较差。 　　较差的资质主要表现为贵阳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难免受限于自身地域欠发达的经济结构，在业务开展上对当地人脉圈的高度依赖，无法做到像全国性银行一样建立行长轮换制度以防止利益输送。再加上农商行、农信社风险管理能力普遍低下，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资产质量容易积累风险因素。 　　风险管理水平低下有数据佐证。2013-2016年间，贵阳农商行关注类贷款率基本都在35%以上，除了2015年为30.11%，但仍处于高位，且远高于同期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逾期贷款率在2016年年底达到34.01%的高峰，亦远高于同期上市银行整体逾期贷款率。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623.49%，表明其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极其宽松。按照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比例100%的标准，贵阳农商行未认定的不良贷款额为61.99亿元。为了让账面不良贷款率保持在外界看起来合理的区间范围，贵阳农商行绝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实际上并未及时列入不良贷款，其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存疑。 　　天风证券认为，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情况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其资产质量极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而董事长更替风险更是导致其资产质量风险集中暴露的直接因素。 　　2016年9月，贵阳农商行原董事长索美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潜在不良包袱已经积累了极大风险且足以使贵阳农商行滑入资不抵债深渊的背景下，新董事长上任之后，存量问题贷款的风险集中暴露也是必然趋势。截至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逾期贷款率由2015年年末的20.28%大幅上升至34.01%。 　　对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相对主观，因此，资产质量不能只看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是更重要的指标，也更加客观。2017年，银监会“三三四十”检查中对银行不良贷款偏离度问题的重点关注，强监管之下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进一步趋严，致使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率短时间内暴增的可能性陡增。由于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其2017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