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倍巨差操纵日出日落.docVIP

110倍巨差操纵日出日落 　　1895年“清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各方面都极其相似。 　　1853年前，日本“锁国”230年，中国封海240年，两国同样长期对外封闭。1850～1895年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推行了“洋务运动”；日本实践了“明治维新”。1861年前中国被迫开放了11个港口通商，后又自主开放5个通商港口；日本自1853年开始，开放了长崎、函馆等3个通商港口。 　　不论是电力、交通，还是煤、铁、铜矿山；兴办洋学堂、开办军校、开放女学；还是设置总理府衙门主管外事、建立警察制度；准许报刊发行、建立银行和储蓄制度等，在效仿西方方面，很难找到日本做了，而中国没做的事。 　　但甲午战争却以日本大胜中国惨败收场，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生机勃发；大清帝国则千疮百孔、百病缠身、摇摇欲坠，像一轮浩大的如血残阳，加速沉入暮年。面对如此相似的命运，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 　　成败的分界：工业投资110倍巨差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为600元（1990年国际元），仅比英国的762元低21%，到1820年，英国已是中国的3.5倍，但至少在1840年前，中国人均GDP还是高于日本，总体国力则是日本的10倍。 　　改变发生在明治维新后。 　　1886年后，甲午战前的8年中，日本工业化投资总量为8.6亿美元，而且几乎是呈几何增长，但1840～1894年的54年中，中国工业化资本投资总计约7770万美元。就是说，日本当时的工业投资是中国的11倍，即同期日本人均工业化投资是中国的110倍以上。 　　工业化投资的规模，除了在军事工业等方面为扩军备战提供物质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它将为政府军费支出提供税收和财力资源，在诸多领域，日本的保有量几乎都是中国的10倍。中日间投资总量的天壤之别，夯定了甲午战前两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绘制中国近代化的“富春江”图。可以说，中日工业投资的巨大差距，正是决定甲午战争这一中日命运分界点成败的关键，而在工业投资巨大差距表象的背后，是清政府没钱投资，和面对被打开国门的相同命运时，两国完全相悖反应的实质。 　　地主阶级造 “超穷政府” 　　1820年国力还是日本10倍的中国，怎么才过了三四十年，工业化投资就被日本远远甩在身后？清政府为什么没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引领并实现工业化？中国的钱到哪去了？ 　　关于中国清末的税赋到底是轻了，还是重了，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如果说中国的税赋轻了，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还会发生“太平天国”那般造成7500万人丧生的超大规模农民暴动；但如果中国仅5%的税赋重了，那在日本同期30%～35%的高税率麾下，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 　　实际上，清末5%的税率不仅低了，而且超低！如果清政府的税率从5%提高到日本的30%，仅1893年一年，税收就能增加5000万两，不仅可以为慈禧太后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还可为北洋水师补充弹药、维修舰船、增设速射炮，剩下的钱还能再购建一支北洋水师。 　　为什么晚清政府不提高税率？因为晚清几乎所有最高统治者脑子里，都担心提高税率会进一步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官逼民反”。其实，农民之所以舍命造反，并非国家的税率太高，而是被地主盘剥后，再低的税负也缴不起。 　　这一切要从“摊丁入亩”说起。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勿增勿减，永为定额”，但此后中国人口翻番，从2亿猛增到4亿，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收入锐减。表面上，“摊丁入亩”是向土地拥有者征税，却埋下了无地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而地主却可以偷税漏税的巨大伏笔。 　　于是，相当于农户总数1/3无地农户收入的45%的巨额财富，被截留到了地主口袋里，清政府也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无底黑洞：超低税率―政府虚弱―对外战败―对内萎缩―税制改革停摆…… 　　大量财富集中在地主阶层后，中国特有的土地价值观，被清朝中期后人口的迅速膨胀无限强化，占有更多土地的强烈欲望成为一块强力磁铁，吞吸了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和投资资源。 　　1913年前中国早期工业化投资的总体格局中，来自地主阶级的投资约占一半（55.9%），另一半是商人阶层（买办占24.8%；商人占18.3%）。即甲午战前，除了地主和商人，没人有钱去投资。 　　到辛亥革命后1914～1920年期间，随着商人阶层在开放市场经济中盈利规模扩大，商人、买办在投资者结构中的比率迅速上升：商人占53.7%、买办9.1%，而地主阶级的比重则下降到22.3%。这表明，随着中国工业化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商人阶层相比，地主阶层即便看到工业化投资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