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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研究 　　摘 要：基于2009―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协同模型对区域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中国当前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水平区域间不平衡和区域内不平衡共存。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呈现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依次递减的态势，总体上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框架。 　　关键词：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协同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8；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4-0056-06 　　一、引言 　　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为国民生活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而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和低比较效益，加之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形成了农业发展资本长期匮乏的局面。基于此，世界各国多对农业发展进行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中，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是普遍选择的政策工具。财政支农资金涵盖国家扶持的重点项目资金和支援农村发展生产资金，具有规模大、增长快、管理难等特点。金融支农资金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资金、商业性金融资金和合作性金融资金。由于农业产业弱质性和信用基础薄弱，使得金融支农资金的高风险和低收益相伴而生，极易导致农村金融主体萎缩、资源外流、供给不足、机制不畅等。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十个“中央一号文件”，加大了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力度，但在资金运用和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资金协作性不强、各自为政、分散使用、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理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机制，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资金协同平台，促进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支农资金有效耦合，发挥其整体合力，从根本上提高支农绩效。 　　国外学术界较早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关注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问题，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主要集中在财政和金融支农的必要性及深层次原因（W A Lewis、M P Todaro，1963；Hayami、Ruttan，1985；Evans、Karras，1994；Darrat，1999）[1-3]、财政和金融支农的正向效应（Jim，2005；Guan、Lansink，2006；Ahmad、Rana，2009）[4]、财政和金融支农的无效率和负向效应（Ulrich Koester，2000；Jensen，2000；Bernhard Brummer，2003；Allanson，2006；Apostu，2012）[5-6]等方面。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和金融支农的规模（沈淑霞、秦富，2004；郭玉清，2006；何振国，2007；刘涵，2008）[7]、结构（钱克明，2003；韩 君，2013；陆文聪、朱志良，2008）[8]、效率（李焕彰、钱忠好，2004；李燕凌，2008；雷启振、汪小勤，2008；尹孝凡，2010）[9]和政策优化（陈薇，2005；陈池波，2007；崔光华，2008；郑家喜、杜长乐，2009）[10]等方面。针对单一支农政策效率低下的问题，学术界较早提出了整合财政与金融支农资金的观点（彭克强，2008；陈新平，2008；徐景芬、胡文英，2010）[11]，对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有机结合提出了政策建议。中国银监会荆门监管分局课题组（2009）通过对湖北省京山县支持新农村建设调查发现，财政、农业等职能部门与银行联动不够紧密，未建立沟通协作机制，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财政支农资金难以发挥最大效益。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课题组（2012）选择了河南、重庆、甘肃三个省级分行，对农发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协同配合模式进行了研究探索。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和协同效应，通过有效耦合，可以构建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的研究尚处空白阶段。基于此，本文将运用系统协同模型，对中国各区域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进行测评，进而揭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之间的互动协同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财政与金融支农资金协同耦合的思路及对策。 　　二、指标、模型与分析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财政支农水平指标体系（何忠伟，2006；彭克强、陈池波，2008；许楠，2010；尹孝凡，2010）[12-13]和金融支农水平指标体系（康书生、郝英芝，2008；吴俊杰，2009；陈时兴，2011；刘志友等，2012）[14-15]的构建，学术界研究成果比较丰硕。本文根据模型设定要求，并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分别从规模水平、结构水平、速度水平和效益水平四个方面构建财政支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和金融支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