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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和现代标志设计 　　内容摘要：汉字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一种视觉表达，汉字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造字方法――“六书”，也是东方人为了更好地传达本意的一种视觉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用“六书”的造字法则来指导与文字同源的标志设计，将“六书”转化成一种新的创造动力,让现代标志在民族的根基和土壤上成为一种新时代下的“造字设计”，这是我们设计师当下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 键 词：汉字 “六书” 标志设计 造字设计 　　 　　标志和文字同源，是由原始的符契、图腾发展而来，都是我们原始先民在交往的时候，开始尝试的一种信息的视觉传达。在习惯了用声音或比划来交流后，如何用图形或文字进行更为复杂的信息传达，这是人类文化中的大事件。而汉字的出现，这样一种中国式的文字交流的方式，有着它自己的独特意蕴，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独不曾有的，它的基础便是汉时许慎总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①。而标志，这个文字的同源之物，在其创造的过程中，也不时呈现出“六书”的智慧之光！ 　　“六书”乃汉字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六种造字方法。“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艺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②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直到西汉末年，刘歆《七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后郑众在作《周官解诂》时，将这六书名目及次第修正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仍然没有具体的解释。到了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才在叙中给六书的名目加以界定，并举例字以明之。许慎又把六书的名目和次第修正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并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一、“象形”与现代标志设计 　　 　　“象形”是汉字的本质特征，是其他造字方法的基础，是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属于“独体造字法”。例如，“鱼”字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 　　“象形”一法，在创造的方法上属于现实主义，要求以对象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描绘对象，通过对对象的认知，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入，并对对象特征进行集中、加工、典型化，以寄寓字义③，而这一点，与标志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象形的标志从设计思维上看是形象思维，是对事物具象形态的归纳、概括。这种标志妙在一个“象”字，“象”字意指对现实的抽象。既然是“象”，就必须在整体上保持标志识别的准确性，至于细节的处理则取舍有别。“形”字则指事物的外貌，为了使受众对事物能得出准确判断，则必须表达形的特征。象形标志一般也不着重强调内涵的深邃，它的设计重点在于形式的处理，是形大于义，或以形取胜。如，梁祝文化公园的标志设计，它是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传奇爱情故事的浪漫化结局――化蝶作为设计的形象定位(图1)。总体造型为翩翩起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含情脉脉的神情，相拥相牵的动态，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人联想起化蝶双飞的纯真爱情。蝴蝶的服饰与美丽的翅膀分别饰以不同的中国传统图案，象征着他们各异的身姿；袅袅婷婷上升的舞姿，不仅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同时也寄托着历代人民赋予梁祝故事的审美理想。 　　 　　二、“指事”与现代标志设计 　　 　　“指事”是用符号表示抽象概念的一种造字的方法，通过直观识别就知其字义，属于“独体造字法”。指事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较抽象的东西。指事字，逻辑上以象形为基础，离开“形”，“事”无从指，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分。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象的部分。 　　指事的标志，其设计方法主要是用抽象的符号与象形的事结合在一起，这就起到了以一当十、以一归十的作用。在设计标志时常常会遇到许多难以表达的概念，如禁止、前进、停止、危险等，于是设计者便创造出许许多多的抽象符号，用来有所指以见意。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