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生态时代的艺学(鲁枢元 徐蓉).pptxVIP

　　徐 蓉：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您有一颗敏感的、关怀自然的心，并把这份对自然的情愫融进文学理论研究中，呼吁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协调统一，并且早在2000年就出版了《生态文艺学》一书，在国内外批评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了《生态文艺学》这部书的？当初您怎么会想到将“生态学”与“文艺学”这两门看上去并不相干的学科弄到一起的？ 　　鲁枢元：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0年后，出版了《生态文艺学》一;书，当时我自己并不想叫这个名字，书的名字是按丛书主编要求定下的。我在后记中曾经讲到，对于建立这门新的学科，我在学理与心理上的准备都不足。该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文艺研究》《南方文坛》都发表了长篇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那时我还在海南大学教书，在课堂上讲授这门课，学期结束时竟有学生发问：“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回想15年前，中国的生态状况还远不像今天这么严峻，尤其对于海南岛的学生来说，不理解，是可想而知的。仅仅;15年过去，国内的生态问题竟如此紧迫地摆在所有国民面前，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忧虑。“生态”差不多已经成为官方传媒与百姓口头最常用的词汇。在历来被称作“人间天堂”的苏州，面对温室效应引发的持续高温与大气污染带来的超浓度雾霾，;在课堂上讲授生态文艺学，我已经无需再去一一罗列生态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每一位学生都有着自己的切肤感受！既然现实生活中“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那么，一向标榜关注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理论，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与生态现实的结合呢？如今看来，“生态学”与“文艺学”的结合，就是一种时代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时代的逼迫！ 　　徐 蓉：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讲，治学要寻找到适合的路径，教师的职责是给学生“插;路标”。能够说一说您探索生态文艺学的路径吗？或者说，您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路线图”是什么？ 　　鲁枢元：我始终把文学艺术活动视为人的精神活动现象，我走进生态文艺学的出发点，竟是“精神”。 1989年夏天，我在张家界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讲到：“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这之前我其实还没有看过一本生态方面的书，我只是凭直觉感到近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后来，我在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的书中看到“精神污染”的提法，便一下子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不是以往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污染”，而是物质对于精神的污染、金钱对于情感的污染、权力对于灵魂的污染、工业生;产对于人的内在天性的污染、高科技对于人文精神的污染。而人类精神领域的这些污染与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污染又是同时发生的。这就开始引发我对“精神”与“生态”之间关系的思考。我发现，精神污染并不单单是生态恶化的结果，更是生态恶化;的原因。人类破坏生态的行为注定是由人类的某些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审美偏爱决定的，而这些正属于人的精神范畴。改善地球生态状况，仅仅靠提升科技水准、强化行政管理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当下的情况是，科技水准日益提升，行政部门日益庞;大，而生态危机却有增无减，更加恶化！根本的解决办法则在于改变人的精神取向。而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完全有可能介入到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的。 　　以往的文艺学从来没有提到过“生态”，而以往的生态学也极少;讲到人的“精神”，而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生态”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移植到文艺学中来：将“精神”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入进生态学中。这样做的结果，就已经为“生态文艺学”架设了前提，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比较切实的出发点。 　　徐 蓉：文艺学与生态学毕竟是两门相距较远的学科，一门是人文学科，一门原本属于自然科学，即使它们的结合是必要的，但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国内文艺理论界不少专家都曾对此表示怀疑，但这却是决定“生态文;艺学”是否能够成立，以及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 　　鲁枢元：这个问题提得好。不难发现，这两门看似悬殊的学科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对象，那就是“自然”。“文学是人学”，但人类至今仍然不能忽略自己的“自然属性”。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家凯特·瑞格比(Kate Rigby)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界长期忽略“自然”的现状表示极大不满：“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竟伴随着对土地的忘却……现代文学批评只是在19世纪早期才得以学院化为一种学术研究，而那正是‘自然’与‘人文;’科学开始被生硬割裂开来的时期。”在我的文艺学思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是扎根在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的。文学艺术，即如唱歌、跳舞、绘画，原本就是先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内涵，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总要灌注进生命气;息，并因此成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