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机制和高管薪酬决定研究进展综述.docVIP

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决定研究最新进展综述 　　[摘要]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数据环境,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在近十几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限薪”浪潮,更是加深了公众对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强化企业高管薪酬治理的关注程度。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外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决定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公司治理机制;高管薪酬;薪酬业绩敏感性 　　[中图分类号]F276.6;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9―0020―05 　　 　　自Berle和Means(1932)提出“Berle―Means”命题以来,如何设计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以减少代理成本,便成为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作为代理问题中的直接一方,高管的行为无疑是公司治理的重点。纵观近年来高管薪酬理论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一大趋势便是开始从之前仅仅关注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而转向探讨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大多数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探讨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的影响。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外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展示其发展动态。 　　 　　一、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决定 　　 　　(一)证券市场监管环境 　　关于证券市场监管环境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影响的研究,随着学者们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论,但大部分经验研究基本上认为证券市场监管环境的改善,可降低高管过高的薪酬水准并使得薪酬与业绩的相关性呈上升的趋势。同时,高管薪酬的透明将提升股票期权等激励薪酬,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Bayer和Burhop(2008)以1910年末总资产近79亿马克并占德国所有银行信贷市场份额52%的9大银行1870年到1910年的会计数据为样本,探讨了1884年德国股份公司法的实行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发现该法律实施后德国大型银行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降低2/3。作者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该法只解决了公司治理的部分问题,而非全面性地解决;此外,作者从另一角度切入,发现大部分实证研究皆发现,公司治理环境越好,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因而对薪酬的激励功能提出质疑,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不一定会提升公司价值,也可能反映着较差的公司治理环境。 　　Ferri和Maber(2009)探讨了英国2002年底实施say on pay法规对CEO薪酬的影响。他们通过对2000年～2005年600家英国企业,在法规实施前(2000年～2002年)和实施后(2002年～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施sayon pay法规后,CEO薪酬水准与增长率虽然没变,但在公司有亏损时,薪酬业绩敏感性却有所提高,特别是在2000年至2002年领取过高薪酬的CEO,其结论与法规的预期目的一致,即可减少“肥猫坐领高薪的现象,并非乱枪打鸟地惩罚所有CEO”。 　　Smith和Swan(2008)探讨加拿大1 993年高管薪酬披露法规的实施对CEO薪酬的影响。他们通过对1991年～1998年461家加拿大企业,在法规实施前(1991年～1993年)和实施后(1994～年1998年)两个时间段的实证研究发现,1991年～1993年CEO的平均总薪酬为393,而1994年～1998年CEO的平均总薪酬为607,即高管薪酬披露法规实施后CEO平均总薪酬提高了54.5%,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CEO薪酬结构在发生变化:CEO的基本工资由1991年～1993年占总薪酬比重的81.1%下降至1994年～1998年的69.5%;但CEO的奖金、股票期权等激励薪酬则由1991年～1993年占总薪酬比重的18.9%提高到1994年～1998年30.5%;其中CEO平均股票期权则由1991年~1993年由70增加到109,提高了55.7%。因此,薪酬信息披露的透明不但不会影响CEO薪酬水准,反而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并提高CEO薪酬业绩敏感性。 　　Chen et a1.(2007)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实施严格审计效果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与放任自由的环境相比。在严格的审计环境中,业绩指标的可靠性会随之增加。投资者可以依靠这些业绩指标来激励经理人员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SOX要求实行严格的审计制度,可增加财务报表的信息含量,因而企业将更仰赖财务绩效指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