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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探析 　　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享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监督权等同于检察权。但法律监督权这个提法所具备的含义以及内涵外延在我国一直未形成统一认识。仅就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在检察机关内部就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公诉权本质上就是审判监督权甚至认为刑事审判监督权是公诉权所派生，后者是前者的应有之义；有的则认为公诉权是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具体表现，也是履行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基本形式；还有的认为两者相互交叉不可分割，公诉人应同时行使公诉权和刑事审判监督权。［1］可见关于公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等等被人为地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令人感到混淆。因此，笔者在探析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之前，认为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法律监督概念先进行探析。?? 　　 　　一、关于我国法律监督概念?? 　　 　　在我国，作为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具体包括那些权力分支呢？96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将法律监督权定位于职务犯罪的直接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三大基本权利内容，并以此赋予“法律监督”以特殊含义，而与其他监督法律实施的方式（如人大监督、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区别开来［2］。这是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情况下，对法律监督权的内涵外延所做的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发展的界定。?? 　　笔者认为，在我国，将检察机关称为法律监督机关有其历史原因，也反映了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在此分析一下我国检察机关的三大职责，第一，侦查职责，在西方国家，检察机关也享有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但并不是检察机关的独占职责，有的与司法警察共同负责，如日本；有的由专设机关负责，如新加坡；第二，公诉职责，也是西方检察机关的普遍职责；第三，诉讼监督职责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有职责，笔者试将其分为审判监督、侦查监督、监所监督。可见我国检察机关与西方检察机关相比又增设了专门的诉讼监督职能。从理论上讲更加适合我国国情，也应当是更加完善的检察制度。但是我国法律却以法律监督机关这个极易混淆的名称来命名检察机关，以致出现检察机关的性质在名称上沿袭前苏联，内容上却明显携带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而众多学者又在极力以西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对其进行评价。在实践中出现当检察机关在行使某种职能时，极易将其角色发生混淆，难免发生心理冲突和角色冲突，其中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冲突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二、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冲突??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审判监督权和提起支持维护公诉是在同一时空，由同一主体进行，出庭检察人员身兼两职难免发生冲突。而在我国实行控辩式庭审改革之后，这种冲突更加明显：?? 　　第一，法律制度中出现的冲突。刑诉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而根据98年1月19日，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规定，改庭审监督为庭后监督，实际上排除了公诉人个人当庭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对这一制度冲突稍加分析就可明确这乃是为维护修改后的刑诉法所确立的抗辩庭审方式，而在现实的监督体制下所作的无奈选择。?? 　　第二，影响程序的对等性和裁判者的中立性。在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中，出庭检察官以身兼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进行质证、辩论、发表公诉意见，往往带给辩方的感觉是以权压人，导致辩方心理不平衡造成双方事实上不平等，辩护方的行为也不能摆脱公诉方监督权力作用的范围，另一方面，公诉人的法律监督的职责又使审判方成为被监督者，当公诉人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法官的言行提出包含公诉观点的监督意见时，法官的中立地位难以不受影响。如果说在庭审改革前实行的线形诉讼结构导致的控审职能融合使得检审冲突得以缓和甚至消除［3］。但在庭审改革后，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控审主张同一和控审融合状态被打破，公诉人自身的角色冲突与控审冲突便暴露无遗了，这也是许多学者主张以西方检察制度为蓝本将我国检察机关变为纯粹的公诉机关的主要理由之一。?? 　　第三，有悖于司法监督的理念，同时也弱化了刑事庭审监督。检察人员以提起公诉的方式进入诉讼，与诉讼结果有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与辩护方存在强烈的利益冲突，却要求其对所有的诉讼主体遵守法律情况进行监督（当然从理论上也包括自身），这必然使人们对这种监督能否保持客观公正的心态表示怀疑，作出的结论也难于让人信服，显然不符合司法监督的一般理念。?? 　　此外，我国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以后，控辩双方对抗程度加强，公诉人的公诉负担大大加重，要求公诉人在庭审中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调查和辩论之中而不能有任何疏忽。从诉讼结果看，对于证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