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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沟通和提高企业绩效探微 　　传统企业理论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了对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人的研究。“办企业就是办人”，事实上，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拥有上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企业可以消减管理层次，缩短权力距离；提高员工积极性，实现有效管理；提高社会资本，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等等。一句话，通过人际关系的沟通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 　　[关键词]沟通功能；企业绩效；沟通对策 　　[中图分类号]B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8-0133-04 　　张泰城(1954―)，男，井冈山学院校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陈剑林(1963―)，男，井冈山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江西吉安 343009) 　　 　　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曾预言，人类社会将“回到新的更先进的以电子科学为基础的家庭工业时代，从而重新突出家庭作为社会中心的作用”，保罗?狄金森则预言：“大企业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小企业的春天己经来临了”，甚至认为“大企业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跨国公司像失控的细菌，到处传播――对此至今尚无救治良方。或许还有一种抵消力量――小公司，但这种力量也日渐式微”[1](P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悲观，没有认识到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在于传统经济理论是将企业看成是一个技术黑箱，企业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际关系的沟通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的分析。 　　 　　一、忽视对人的研究：传统企业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偏差 　　“传统企业模型的基础是生产函数，描绘在可行的技术条件下任何一组投入所能生产的最高产出的一种关系。假定由于诸如专用性资源的独特性和设备及组织的不可分性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曲线最初上升，而最终又下降。企业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选择生产函数上的(最佳)点，获得必要的投入，根据生产函数将它们转换为产出，然后将产出销售出去。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基本上，也就是使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实现最大化。对企业来说，成本函数至关重要；特别具有重要性的，是决定着竞争性企业规模的平均成本函数上最低点。”[2](P59-60)巴泽尔这番话道出了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对大规模企业的偏爱。当时经济学主流观点是规模代表效率，汽车制造业中的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就是一个典型。传统企业理论也导致了对企业的研究局限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对企业拥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解释企业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古典经济学的惯用做法。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函数，表征了一定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与其相对应的产出关系，从而忽视了对人的研究。 　　而马克思则十分重视对企业的人际关系的研究。在论述协作时，马克思指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要获得1+12的协作力，就必须与工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由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难以调和，工人也不可能从对机器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自身无法得到解放，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沟通。 　　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角度对企业规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创始人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现代企业理论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一个长期被新古典主义所忽略的简单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即“科斯定理”。在科斯教授看来，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无论运用市场机制还是运用企业组织机制都是有成本的，企业边界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存在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市场的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企业主必须以较低成本行使自己的职能，因为他可以比他所取代的市场交易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总是可以回到公开市场上去”。在科斯看来，“要确定企业规模，我们必须考虑生产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不同企业主的组织成本。这样，我们才可以确立各个企业将生产多少种产品和每种产品生产多少数量。”[3](P96) 　　事实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技术的角度对企业进行研究，忽视了对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人的研究。我国学者林金忠认为，“企业的本质规定性，应从要素集结之后的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尽管阿尔奇安和德姆塞斯提出了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