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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制度研究 　　摘要：文章认为，新形势下农村贫困问题复杂：绝对贫困大有改善，相对贫困日益突出，返贫现象凸显严重，追根溯源权利贫困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文章透过制度分析，通过重塑农村组织，深化市场体制，完善制度创新，强化运行机制，厉行执行监督系统化措施，构建农村反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强化制度之间的联动效应，将农村贫困治理融入区域和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实现农村扶贫工作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村贫困；诱因；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10－0088－04 　　 　　一、引言 　　 　　农村贫困的形成与演变和国家历史发展背景、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结构等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是到目前为止全球难以彻底化解的难题之一。人们对贫困的理解经过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以及权利贫困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对“人类贫困”解释时提到：“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经济贫困主要从物质和经济层面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一种经济剥夺和物质匮乏，表现为收入、消费或福利水平低于一定的水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将研究贫困的视角转向能力方面。贫困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低文化程度、技能不足、缺乏社会保障、心理压力和健康恶化等。能力贫困是基本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缺乏(森，2001)。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社会排斥的概念把贫困研究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不仅关注造成贫困的分配方面的因素，而且也注重造成贫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因素；不仅包括物质剥夺、能力剥夺，还包括社会剥夺(刘敏，2009)。在现实中体现为绝对贫困得到改善而相对贫困日益突出，返贫现象较为严重。相对贫困揭示贫困的本质是贫困者所享有权利的贫困，其根源是制度的功能缺失与缺位，通过权力贫困滋生能力贫困进而导致经济贫困的路径进行传导，这在农村贫困中显得尤为的突出。 　　随着经济增长理念从单纯强调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演进，对贫困的治理也经历了一个强调物质资本投资、改善贫困者的经济贫困，到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克服贫困者的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社会资本投资、缓解贫困者的社会排斥过程。通过帮助提升最广泛群体参与的能力，消除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提供参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良性循环。 　　 　　二、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考察 　　 　　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双重强力推动下，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9年的4007万人(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内)，占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的75％。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上升，社会的贫困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率却在迅速地上升，同时每年的返贫率高达10％～20％。 　　回顾我国农村20多年的发展历程，缓解贫困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增长，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贫过程。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政府开始通过专项扶贫计划，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政府努力。第三阶段是2I世纪开始至今农村减贫新阶段。农村贫困性质的转变和政府扶贫努力面临战略取向调整(都阳等，2005)，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谢仁寿，2006)。 　　我国在扶贫历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道路。但当前我国扶贫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反贫困战略上，效率导向原则与公平导向发生矛盾，反贫困对象与反贫困任务矛盾；在反贫困政策上，扶贫政策被市场经济弱化或瓦解，影响其扶贫效率；在反贫困对象瞄准上，扶贫对象范围的划定缺乏动态管理，使贫困效果大打折扣；在具体反贫困模式上，存在粗放性与教条性，一部分扶贫模式没有考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还有实施模式的教条性，往往影响扶贫模式的扶贫效应；扶贫方针政策缺乏系统性，整体上不能达到联动效应，扶贫工作只限于对贫困地区和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