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递归var型的通货膨胀成因分析.ppt

1.2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货膨胀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一国通货膨胀的诱发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复杂多变的态势，如何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对政府也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自2010年开始持续至今的以农产品价格率先上涨为特征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再次触动了群众最为敏感的神经。由此，如何在保持经济相对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相对较低的通胀率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然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首先必须弄清通货膨胀的诱发机制，才能对症下药。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3 国内外主要文献 Takatoshi Ito,Yuri N.Sasaki和Kiyotaka Sato(2005)采用名义有效汇率指数，通过乔里斯基正交递归VAR模型对马来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指出:除印度尼西亚，其他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很低，汇率的传递效应通常是不完全的。 Hofmann(2006)采用多种预测模型:标准双变量预测模型，三变量菲利普斯曲线预测模型和因子模型分别以各种货币供给(Ml，M2，M3以及存贷款量)为变量，对欧盟的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发现货币供给量和通货膨胀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根据货币供给量指标选取的不同以及模型中设定参数的不同，准确预测出数据的时间区间会有长短。 Juthathip Jongwanich，Donghyun Park（2009）选取国际石油价格、食品价格、汇率、进口物价、产出缺口、PPI和CPI七个变量，通过建立乔里斯基（McCarthy）正交递归VAR模型，分析了亚洲九国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通货膨胀的根本来源。实证结果表明造成亚洲通胀的主因在于内部，是本土超额总需求和通货膨胀预期，而不是外部价格冲击。 张树忠、李天忠等（2006）利用2000年1月-2006年5月的数据自行编制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AFPI），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最小二乘回归检验了AFPI对CPI的预期功能，研究发现：AFPI对CPI的传导期为5-7期，即AFPI能够提前半年预期CPI的走势，可以作为比PPI传导CPI更为先行的指标。 贺力平，樊纲等（2008）研究发现，2001年1月-2008年7月期间，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进一步推断，尽管需求和供给共同影响通货膨胀走势，但样本期内我国通货膨胀诱因中需求冲击相对大于供给冲击。 吴剑飞，方勇（2010）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OEM)框架，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实证检验了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而外部冲击不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矛盾，但国际食品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货膨胀有较大影响。 伍戈（2011）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实证考察了1994-2009 年期间中国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产出缺口、汇率和国际原油价格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货币现象”。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影响微弱，短期内也非常有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短期内非但不能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可能增加通货膨胀。但长期内实际有效汇率与通货膨胀明显负相关。 2. 变量选取与处理 第一类反映国际价格冲击：世界原油平均价格（OIL）与国际食品价格指数（FOOD），其中OIL为迪拜、英布伦特和美国西德州原油平均价格，可较好代表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运用FOOD指数代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水平； 第二类反映国内商品需求：人均消费（RJXF）、财政支出（FE）、固定资产投资（INV）以及贷款总额（DK）。其中人均消费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人口总数得出。 第三类反映供给（生产成本）冲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与各项税收总额(TAX)。第四类反映国内对CPI的预期变量：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AFPI）、上证综合指数（SCI）以及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HSP）。 为避免指数类型不统一所导致的分析误差，上述所有指数变量均为定基数据。CPI定基数据以1999年1月为基期，基点为100，利用环比数据计算得出。计算PPI定基指数时，由于公布的环比数据仅从2002年开始，因此以2002年1月为基期，基点为100，结合环比和同比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数据来源除特殊标注外均来自锐思金融数据库，时间跨度均为1999年1月至2011年6月。 国内目前公开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如南华、青马指数）皆从2005年开 始编制，时间跨度较小，不能满足研究所需。因此本文结合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