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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之辩和管理之道 　　[摘要]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人性观；中国传统管理；管理思想；性善；性恶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5-0119-05 　　人性观或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建构和管理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点。“人性假设”这一概念是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1957年的《企业的人性面》中首次提出的，但人性观实际上隐含于每一种管理理论或管理政策之中。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观点而展开，与此相应，“德治仁政”和“严刑峻法”就成为两种对立互补的政治统治主张和社会管理政策。正如“新生的管理科学事实上只是古老的治理艺术在当代的延续”[1]一样，传统的人性观依然是当代管理人性观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当今探求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管理模式必须面对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一、管理理论的人性观基础 　　人性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问题。“人性的不同概念导致对于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何以能够做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2]对人性的不同信念即人性观必然反映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之中。所以，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总是以一定的人性观为前提的，管理理论更是如此。 　　管理是通过他人达成组织目标的活动。任何管理都是对人的管理或由人来进行的管理，也是利用人性的管理，人始终处在管理理论的中心位置。麦格雷戈说：“每个管理决策和管理行动的背后，都有一种人性与人性行为的假设。”[3]人性假设是对人的本性和共有行为取向的认知与判断，也可以称之为人性观。纵观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百年历程，各种管理理论都是从特定??人性假设或人性观出发，逻辑地展开其管理理论构建的。如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都把人看作“理性经济人”，主张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的职位分工、有效的物质激励等管理方式控制人的行为；而以梅奥、马斯洛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则把人看成“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主张通过情感关怀、参与管理、充分授权、工作丰富化等管理方式激发人的积极性。麦格雷戈总结性提出的“X理论”、“Y理论”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则充分揭示了人性与管理的内在关联。埃德加?沙因对管理理论中的人性观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出广为流传、已成经典的四种人性假设，即“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4]49。当代管理理论对人性的丰富性、层次性和可变性的认识愈益辩证，它不再追求固定不变的抽象人性，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性及其变化探求更为有效的管理方式。 　　人性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秦时期的儒、道、法、墨等各家都有对人性问题的独特认识。尽管各家各派的思想观点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修己安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定计”、“应敌而变”等，但各家学说最终的落脚点则是共通的，即“富民安邦”、“平治天下。”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政治管理或社会管理哲学的意蕴。冯友兰曾明确指认“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5]25这样，传统哲学的人性观实际上成为先秦各家学派构建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策略的理论基础，韩非子就明确地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所以，传统哲学的人性观也是一种管理人性观。如儒家“为政以德”的道德管理与孟子的性善论、“礼法合一”的和谐管理与荀子的性恶论，法家“循法而治”的制度管理与韩非的“自为”人性论，道家“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与老庄“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等，都是基于人性观而形成的管理思想。其中，儒家、道家、法家之间的“不同而和”与协调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面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历来是传统中国哲学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5]80，也是贯穿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的中心线索，对中国传统管理之道影响深远。 　　二、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中的善恶之辩 　　中国传统人性观的善恶之辩肇始于先秦，孟子时就有“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善”四派之争。（《孟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