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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模式和产业结构耦合研究 　　摘要：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截然相反的变化。其决定性原因，一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是受制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历史证明，俄产业结构安排不但映照了其国家治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即产业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耦合关系。只有将政治经济思潮理性地与国家现实约束条件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产业结构间高度正向耦合.从而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治理；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69.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05-06 　　近年来，“国家治理”问题备受经济学界关注，亦成为研究转型问题的又一切人点。俄罗斯作为极具典型意义的转型国家，其国家治理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极大变化。梳理俄罗斯由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的轨迹发现，某种国家治理模式得以构建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国家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二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产业结构作为经济运行体系的中观范畴，其安排及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映照了国家对社会经济调控的目标模式和路径，而产业结构安排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国家治理模式有效且及时的调整。这一耦合关系在俄罗斯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几个概念及其内在关系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丹尼尔·考夫曼是最早将国家治理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者之一。他将国家治理定义为“一个国家权力运用的传统与制度”。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青木昌彦认为，国家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景维民和许源丰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具体形态。由此可见，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与国家治理本身一样，也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一）国家、政党、政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分析 　　无论国家治理概念如何界定，其本身的终极目标应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幸福，即民富国强、长治久安。这既符合国家治理者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治理亦可理解为治理国家。这一语境下“国家”的概念应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所用的Nation一词一致，是一个以人民为本位的组织。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而一旦偏离了这一宗旨，如以State来定义“国家”，就会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或政府部门，从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 　　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功能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组成及其行为，但在许多场合，人们更多是与政府而非国家打交道。事实上，国家的概念是超越政府的，两者甚至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政府发挥功能或行使职权的范围再大，也不能覆盖国家。国家的合法性源于非传统的选择，具有稳定和持久性的特征，因而公民的认同度高。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其对社会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绩效性，一旦政府无法代替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其现实的合法性就会丧失，即政府若不能在事实上真正尊重并维护民众权益就得不到公民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真正和永久的主人是人民而非政府。任何一个政府只有树立服务于社会的理念，才能避免失去政治权利或被其他“政治权利”所取代。 　　在一个成熟和发达的社会里，政府是由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社会阶层和全体国民选出的利益代言人组成，是代行各方利益进行国家治理的法定行政机构。而作为一种有信仰、有宗旨、有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必然有其自身的长期或短期的利益诉求，即使其获得了执政地位也无法完全代表所有的民意。一个政党可以在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不能借政府之名行一党制之实。为此，须将其束缚在法制的框架内，即实行宪政。在曾经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政府与（执政）政党间界限模糊，即党政不分，长期以党的利益和目标代替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从而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导致国家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型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明确政府与政党间的关系，阻止政府被政党“绑架”或政府覆盖国家。 　　历史上，国家与政党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国家领导政党、政党领导国家及介于两者之间。国家与政党间的关系应该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但调整的宗旨是国家（全民）利益至上，而不是相反。否则，政党会逐渐失去其合法性和民众的信任支持，国家即民众的利益与福祉也得不到保全。 　　苏联长期推行一党制的结果，是政党取代了政府并进而覆盖了国家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国家治理的目的早已不是全民利益至上，更多的是一党或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至上。 　　（二）计划经济体制与产业政策 　　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产业政策目前尚无一个普适的定义。一般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