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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文化名人和中国近现代编辑发展史研究 　　【摘要】 南社文化名人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编辑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使编辑出版行业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助推器。南社文化名人摒弃了传统的雕版技术，努力探索新的出版技术，且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排版与印刷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另外，南社文化名人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新兴报业的发展，且对近代书局的发展、佛学典籍的编纂和研究以及闾里文化的编纂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型。 　　【关键词】南社 文化名人 编辑出版 刊印 社会变革 　　【作者信息】徐广联，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副编审。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七届编辑学研究基金资助课题”（2013ZC07）研究成果。 　　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传统出版业，经历了由手工抄写、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发展，曾领先世界出版业许多年。但到了明清时代，由于晚期封建政治制度的僵化和固步自封，全面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得中华文化包括出版业也渐趋落伍。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传统出版业虽已非常成熟，却未脱胎换骨，未能步入机器印刷的新时代，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的出版业。[1]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在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新的教育模式，洋学堂纷纷出现，教师与学生对书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出版业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遂开始向现代出版业转型，出版机构纷纷采用国外传来的新设备与新技术，编辑并刊印出大量适应社会文化需要、传播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以及适应社会教育需求的新式教科书，这就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转型找准了发展方向。[2] 　　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团体。初创时只有17人（同盟会员居多数），不久会员迅速遍及全国，竟发展到千余人，网罗了当时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多数精英分子，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军，被誉为同盟会的宣传部。[3]南社文化名人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南社的著名文化名人，如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都曾从事过报纸、期刊和书籍的编辑工作，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报纸、期刊和书籍，鼓吹革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对辛亥革命的产生起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作用。[4]辛亥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南社成员继续利用编辑工作，从事革命文化的宣传，产生了苏曼殊、曹聚仁等一批在近现代编辑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在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时期，南社文化名人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处于这个时期的南社文化名人，推动了出版业的转变。南社文化名人不仅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提倡改革和革命，且在出版方面，接受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机器印刷技术。不仅如此，南社文化名人供职的报社和出版机构，都是具有现代出版特点的新机构，且都在国内较早地采用了先进的机器排版印刷技术。[5] 　　一、对编辑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重文轻理倾向。所谓重文，主要是重视文化必须反映封建的政治思想，且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历朝历代的封建文人，在编辑与出版文化产品时，注重“文以载道”，也就是编辑的思想与理念注重与封建的正统思想接轨，且不得越雷池一步。这种状况，晚清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由于南社文化名人对近代的编辑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编辑的主导思想上，其彻底打破了传统儒家编辑理念的“代君立言”“为尊者讳”的忠君思想，明确将编辑工作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反对满清王朝的民族压迫紧密结合，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把编辑书刊作为宣传鼓动革命的舆论工具，且使编辑工作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成为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在当时知识分子集中的上海，创办、主编了《觉民》《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醒狮》等报刊，撰写了大量诗文，鼓吹反清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6]1903年，陈去病以史明志，为揭露满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的罪恶，搜罗多种史料，编辑成“陆沉丛书”，其中包括《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满清王朝残酷杀戮汉人的史实，这对唤起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陈去病还将明清两代重要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集合编为《正气集》，又编纂刊印了《明遗民录》《清秘史》等书，以便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7]1904年末，马叙伦、黄节、邓实、蔡守等南社知名人士，为弘扬汉族文化，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相对抗，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国粹的学术性组织“国学保存会”，并将会刊命名为《国粹学报》，南社三杰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应邀加入该会，并成为《国粹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