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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假设和宏大理论之间 　　彼得森的《创造乡村音乐：本真性之制造》是美国文化社会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越过学科体制的藩篱，这本书也属于20世纪以来文化工业研究的一部分，只是与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文化研究相比，彼得森无论在问题意识、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路径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他没有叩问文化/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权力与支配问题也较少批判，并把对所有制、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关注转移到对文化工业自身的组织形式与从业者个体的能动性（agency）上。也正因为如此，以这本书为代表的“文化的生产视角”研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比如将文化/艺术的生产与其他生产相混同、忽视了消费者的作用、没有注意到文化/艺术的意义、不追问权力与剥削问题[1]。然而，在今天全球化、数字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弹性生产体制下，文化工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批判导向的文化工业研究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与假设需要重新审视，这使得对现实中具体文化生产实践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彼得森的研究构成了联结宏大理论和基于日常经验对文化/艺术的一般认识的中层理论―――尽管它本身并不涉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接下来的部分将先梳理彼得森的理论脉络，再通过对《创造乡村音乐》一书的分析，指出彼得森的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联结二者的中层理论，最后则结合近年来几个吸收了文化生产视角的研究，探讨这一勾连对理解新技术与政治经济环境下文化工业的贡献。 　　一、彼得森的学术脉络 　　本书的主题是在探讨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美国乡村音乐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即“文化的内容如何被创造、分配、评价和消费它的环境所影响”[2]。但是，与那些主要沿着马克思主义路径、共享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前提去探求“文化/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同，它所关心的并非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美国乡村音乐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怎样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存在”，而是音乐工业体系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实践中是如何将今天被称作“美国乡村音乐”的艺术/文化形式塑造出来的。进一步说，在彼得森的研究路径内，“美国乡村音乐”的美学取向与价值内核不是美国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的结果，而是这一工业内部诸种因素相互作用、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产品。而且，他的研究事实上并不涉及艺术/文化“内在的”价值，不认为某种艺术/文化形式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存在强关联性，更谈不上从中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或者探讨对文化霸权的抵抗性力量，而是将特定的艺术/文化形式的生产、发行与消费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去分析这个社会系统中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如何生产了这种艺术/文化形式―――对美国乡村音乐来说，其核心是生产本真性。 　　彼得森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主要因为他是从美国社会学传统出发去处理文化/艺术问题，其对话对象既包括将文化/艺术看作个人“天才”创作的、浪漫主义传统下的文化/艺术观念，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文化―社会”关系图谱―――前者区分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并将文化视为统治阶级所塑造的、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后者则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结构[1]312。而彼得森不再纠结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将文化/艺术转化为学科化的社会学可操作的对象以拓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用组织社会学的方法来解释文化/艺术形式的变迁，而非如批判学者那样致力于揭示文化/艺术中反映出来的资本、权力与剥削问题或寻找人类解放性的力量。事实上，在这一点，彼得森的确为批判学者所诟病：“美国组织社会学学者将文化产业视为与政治和社会文化冲突毫无关系的孤立系统，有关权力和支配的问题被扔到一边。”[3]就此，彼得森回应认为对文化生产中诸方面的分析同样可以揭示权力与剥削的运作[1]327，不过，他仍然无法摆脱将文化/艺术的工业组织与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相割裂的批评。然而，批判彼得森的学者亦承认，尽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处理文化/艺术（目前主要是新闻和娱乐媒体）能够更好地揭示以上问题，进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保守性，但是他们始终缺乏证明其观点的系统论证与证据[3]45，特别是疏于对个体行动者日常实践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一种还原?倾向[4]，即直接将文化/艺术形式视为资本利益的反映物，并以对所有制的分析取代了对这些文化/艺术形式的详细研究，而没有讲清楚它们“事实上”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从弥补批判研究对文化/艺术形式意义生产过程的忽视这一点来说，尽管基本的学术路径和问题意识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彼得森的框架对于批判学者是颇具借鉴意义的。可以说，彼得森的研究路径是一种“中层理论”，他对文化生产过程的研究能够填补批判学者留在宏大理论和对文化/艺术形式基于日常经验的认识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