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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争议和反思 　　[摘要]当前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学术争议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争议广泛存在于翻译规范的定义、翻译规范的涵盖范围以及翻译规范的分类等方面，极大地阻碍了该理论的发展。本文分析了西方翻译规范研究领域中主要存在的一些争议，尝试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取舍和整合，反思造成争议的相关因素，并对未来的翻译规范研究提出探索性展望。 　　[关键词]翻译规范：争议：反恩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1-0049-06 　　 　　引言 　　 　　步入21世纪的翻译规范研究不再像上个世纪末那样开展得如火如荼，以以色列学者图里为首的西方翻译理论家近10年来几乎没有新的相关论著面世，国内学者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翻译规范理论的译介、述评和理论运用方面，对翻译规范理论本身探讨的力度远远不够。笔者认为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之所以徘徊不前，与该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存在很大关系，主要表现为翻译规范的定义不尽相同、翻译规范的涵盖范围大相径庭、翻译规范的分类五花八门、存在重复研究。这势必影响翻译规范理论的完整性、连贯性、严谨性和适用性。本文分析了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领域主要存在的一些争议，尝试着对其中一些观点进行取舍和整合，并且反思了造成争议的相关因素，以期引起相关论者的关注与思考。 　　 　　一、翻译规范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当前西方翻译理论界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即便是在翻译规范理论学派内部，不同的翻译理论家也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得不亦乐乎。不同翻译理论家对规范的定义不尽相同，规范涵盖的范围也差别很大，翻译规范的分类更是众说纷纭。此外，翻译规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规则、规范、常规”，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重叠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规范理论研究总体上的分散性，违背了理论的严谨性和连贯性原则，从而削弱了其适用性。因此，有必要对几种翻译规范理论进行有效整合，翻译规范理论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下文对比并评析了以色列图里、英国赫曼斯、芬兰切斯特曼、德国诺德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并尝试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取舍和整合。 　　 　　(一)翻译规范的定义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者大多尝试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翻译问题，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而给出的规范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英国语言学家巴奇在《语言的规范》一书中指出规范是“有关正确观念的社会存在”。巴奇的定义简明扼要，至少传达两条信息：1、规范来自社会，2、规范事关正确观念。不过。作为语言学家，巴奇所定义的规范主要针对语言学领域。当时盛行的规定式语言研究方法认为语言的使用非“正确”即“错误”，不存在第三种可能。受此影响，巴奇的对规范的定义显得比较绝对和片面。翻译并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翻译过程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包涵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功能的实现和价值的传递，因而巴奇对规范的定义不适合翻译规范研究。 　　图里侧重于考查社会文化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他参照了社会学对规范的定义，认为规范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恰当的或者不恰当的。转化为对特定情况适用且可行的行为指令”。与巴奇的定义相比，图里的定义更为充实。他的定义不仅包含“正确与错误”观念，而且包含“恰当与不恰当”观念，规范传递着社会价值。与巴奇这位语言学家不同的是。图里更关心规范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对其而言。规范是“行为指令”、规范“意味着惩罚”、规范“作为评价实际行为的标准”。 　　赫曼斯则侧重于考查翻译的社会交往性，他给规范下的定义似乎更加灵活：“规范既指行为中的规律性即再现模式，又指能够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但这一定义遭到了图里、切斯特曼等人的驳斥。切斯特曼认为：“把规律性看作规范，这是一个分类错误。”图里也一直力图避免这种陈述。他认为：“规律性本身并不是规范。它们只是规范运作的外部证据。” 　　在三名学者给出的定义中，巴奇的定义显得比较片面和绝对，赫曼斯的定义中包含了一个分类错误。图里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具体和充实，在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界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度，诺德便援引图里的定义。但三位学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他们的规范定义完全“社会学化”，至于社会规范范畴内的翻译规范是什么，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定义。笔者认为规范研究起始于社会学研究。但最终归宿还是运用于翻译研究，因而规范的定义必须进行翻译学方向上的及时回归，可以结合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和翻译规范的性质，认为翻译规范是来自于语言、文化及社会多元系统，制约并指导翻译活动的诸多主体间因素的统称。翻译规范一方面制约着翻译活动，另一方面也为翻译行为提供了可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