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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词典翻译本质思考和学科定位 　　摘要　双语词典翻译研究具有实践层面与学科视角的双重必要性。文章基于元词典学与“科学翻译学”理论，对双语词典翻译的异质特性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双语词典文本的信息内容与功能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因而双语词典翻译本质上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独特对象；在此基础上，文章把双语词典翻译界定为“科学翻译学”的一个分科，并指出双语词典翻译研究应该立足“科学翻译学”，在认可、凸显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既合乎自身翻译实践、又具有学科意义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双语词典翻译　科学翻译学　科学信息　学科意识 　　 　　根据词目语言与释义语言是否是同一种语言，词典可以分为单语词典、双语词典或多语词典。双语词典与单语词典的差异，并非只是所涉及语言数量不同，而根本在于两者在释义、结构层面都有着质的差别。就释义而言，双语词典“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具体而言，独立研编型“双语词典”基本目的就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等词”或“通过翻译对等词把两种语言的词汇联接起来”，这在本体观上与“翻译”是同质的；而双解型“双语词典”则是“基于单语词典、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的全部或部分翻译”，这直接落位于“翻译”的坐标轴系。因此，双语词典编纂工作本质上就是翻译工作，没有翻译，就没有双语词典；历史也证明，双语词典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双语词典翻译史。那么，双语词典翻译具有怎样的本质特征呢?它在翻译学学科中类属状况如何呢?这是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的一个元理论问题，其定性直接决定着双语词典翻译方法论及双语词典评论观，是双语词典翻译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基石。 　　 　　一、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的双重必要性 　　 　　双语词典编纂工作的蓬勃发展从实践层面确立了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双语词典编纂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着悠长历史。历时地分析，双语词典编纂的历史甚至早于单语词典，例如迄今公认的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诞生于1604年，而第一部英拉(丁语)词典则早在1450年就已经面世；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与罗明坚合作编纂的葡华华葡词典《平常问答词意》，则是耶稣会士编纂的最早的一部中西双语词典。 　　到了现当代，双语词典编纂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以我国英汉语文词典为例，自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人自编的第一部英汉词典《英华新字典》以来，截至1993年就有1103部英汉词典出版，而1989－2000年仅12年时间内，就有600余部英汉语文词典问世。当前，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更是迎来了高潮，这一方面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辞书市场竞争的结果，西方主流词典出版商纷纷通过国际合作方式进军我国双语词典市场。鉴于双语词典编纂工作的本质就是翻译，当前双语词典编纂的兴盛迫切要求双语词典翻译研究构建学科化的理论体系。 　　当下的双语词典翻译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局限于词典学视角；二是流于经验性感悟。爬梳史料甚至发现，伴随早期双语词典编纂活动的理论探讨几乎是缺失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双语词典编纂工作进入正规化发展历程，相应的理论研究才渐有力度。自董果良(1950)与郑易里(1951)分别在《翻译通报》上发表《“俄华经济技术辞典”中的财经名词》与《编纂英华大辞典)的经验》起，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很多研究者，例如吴克礼(1978，1983)、张可任(1986)、黄建华(1988，1998)等，基于自身的双语词典编纂体验，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双语词典翻译的特点、原则、标准、方法等进行一定的理性思考和探讨。遗憾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是零散的、经验式的技巧评点与总结，缺乏对双语词典翻译深层次的本体研究与学科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缺失了翻译学视角的学科体系定位。这就是说，双语词典翻译涉足双语词典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域，而当下研究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双语词典学理论与翻译学理论的对话，经验层次上的翻译批评或翻译技巧评论，大多只是单纯语言层面的对误评判，而并非翻译学理论所投射的系统的、规律性的东西。 　　 　　二、双语词典翻译的异质特性 　　 　　根据学科学理论，一个知识体系独立成科的首要条件是这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知识系统不同，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与任务。黄忠廉、李亚舒也指出：“一门学科成立与否，关键要看是否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可见，确立双语词典翻译不同于现行翻译学任何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系统化、学科化的先决条件。双语词典翻译是一种特殊类别的翻译，其异质特性主要体现为： 　　 　　1、翻译活动的层次性 　　与一般翻译活动不同，双语词典翻译活动具有层次性，一般包括两个维度，即词目翻译与例证翻译。在“双解型”双语词典中，有时还包括完整的释义翻译、用法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