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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清易代和学风流变 　　【摘 要】文章以明清之际学风的流变为主题，从江山鼎革之变和新朝文化政策两方面入手详细的剖析了时势政策的变化对于学风的影响。文章旨在加深对明清之际学风嬗变的认识，也利于我们的理解明清两朝学风的继承性和创新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学风；遗民；明清易代；文化政策 　　1644年，终究是一个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的年代。中国社会于它发生了鼎革之变，中国学术也于它开始逐渐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变革的关头。经历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盛衰，度过了明遗民痛苦反思的艰难岁月，中国学术思想也终一洗晚明学风的空疏浮华之风，向着清学的朴实，经世致用之风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本文定题“明清易代与学风流变”，旨在探讨于明清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中国古代学术风气是怎样综合了易代刺激和清初统治文化政策的影响而发展出一个不同于前代的全新格局。 　　一、“明清易代”时间的界定 　　在写这部分之前，有必要对“明清易代”的时间界域做出界定。“明清易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这段时间的上限可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高天伐明，而其下线的“清初”则有着不同的界定。学术界有关“清初”下线的时段处理意见颇多。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中将清初的下线定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而在其另一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则又将清初定于清朝定鼎北京的1644年至康熙朝终结的1722年，且第二种意见也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故本文的“明清易代”亦特指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康熙四十年1722这之间的一百四十年。 　　二、明清易代与经世致用之风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晚期的明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存在 500多年，在这 500 余年中， 学风变化总的趋势是由晚明的虚、空谈义理、高谈性命变为清初的务真求实、经世致用转变， 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造成这种嬗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学术界，1644年鼎革的冲击不仅仅是该朝换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全方位打击。它的痛包含了异性换代，衣冠礼乐的更改，更是异族的入主中原，触及了历代王国遗民的敏感神经“夷夏之防”。王夫之就说：“历代王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顾炎武更是形容此为“亡天下”。 　　（一）“生”与“死”的较量 　　精神世界的崩塌和它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可能就是明清易代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在士人的心中，有着深厚忠君爱国情谊的大明王朝几夕之间毁于一旦对他们是一种国破家亡的耻辱与伤痛，而心中的故国毁于一个“蛮夷”民族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一残酷现实向汉族士大夫昭示的是他们坚守的传统文明的灾难和道德体系的践踏。故此，也就不难理解明亡后士大夫的种种反应。带着对旧朝的怀念和悔恨、对新朝的不屑和痛恨，士大夫们坦荡荡的、孑然一身的英勇赴死。明季殉国的诸臣也确实“死”的光荣。清高宗乾隆就多次颁布谕旨表彰明季的殉节诸臣，《四库全书》亦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就从“成仁取义”的角度详细描写了其师刘宗周的死节，赞其先师履行了浙省投降时“此余正命之时也”的誓言。官方记载的明季殉国人数3883（因为缺乏详细的统计和范围的局限性，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个约数）。但是，在生与死的选择下仍有不少士人选择了遗民的身份，选择了背负着旧国的怀念、对汉族文明守护的焦虑关切之心勇敢的活了下来。我们也不应作“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的苛刻要求。在这场生与死的选择中，他们为生命选择了生却为精神选择了死：“天崩地解”、“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亡天下”、“薄天沦丧”…试问天已崩，日月已无光，天下已亡，生与死之区别何在？ 　　（二）悔恨治学与“救天下”的志愿 　　怀着一个有心灵创伤的精神世界，成为明遗民的汉族士大夫们自然也有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 　　1. 关于旧的“破”与“立” 　　明朝既亡，现实的逼迫，让这些自身也饱受现世摧残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认识上也不得不反思，打破对一些旧传统的死守。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理学内部的整理。尊王还是尊朱，这在明代中后期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由王学门人的庞大队伍及晚明王学书院的盛行便可见一斑。然而，当国破的残酷现实摆在士人们面前，当初盛行的王学便要承担一部分“压力”了！清初学者陆陇其就以近乎传教士的热诚来攻击着王学，更是把明朝的亡国归罪到王学之上：“明之所以胜者，程朱之学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学废也。”明之覆亡乃是王学之兴，这是怎样一个大的罪名啊！试问一个学派的兴衰真能左右一朝的命运么？显然，这个答案在那些已然面对破败旧国的明遗民来看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是王学的空谈心性把世人带入了一个空幻的、只有自己而没有社会的内修世界。所谓的王学重视心即理就是割裂了与外界与家国的联系，而只重视个人的修养。黄宗羲就批判阳明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