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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和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研究 　　一 　　近一年来，随着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大力推动，有关文史资料的研究正在全国特别是京津地区深入持久地展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以往出版的多种在海内外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史料学著述中，如《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均将文史资料归入“回忆录”加以介绍，没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出现的、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文史资料独立出来展开深入分析，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史料价值及其独特性。 　　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单独编辑了为数众多的文史资料，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涉及近代中国工商业者众多，如《英美烟草公司史话》和《在天津的宁波帮》等。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还编辑了《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天津市工商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也编辑了《天津工商史料丛刊》。不仅如此，民盟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辑了《文史参考资料汇编》共15辑，铅印内部刊行。值得称道的是，该汇编还开辟“订正?补充?讨论”园地，供知情人和专家学者就相关资料展开争鸣，得到著名学者荣孟源、千家驹、刘望龄等人的肯定和回应。与此同时，天津还整理编写了内容较为丰富、篇幅较长、带有专业性质的《天津文史参考资料》4辑，油印刊行。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天津文史丛刊》，在第一辑上就刊发了傅二虞的文章《我撰写文史资料的经过及体会》等，对深入探讨文史资料的生成机制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天津、广州、北京等地相继推出专题性的工商史资料集，如《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广州的洋行与租界》以及《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中的《商海沉浮》等。近些年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联合各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前者主要是将全国或各地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进行分类统编，其中第12―14册为《经济工商编》；后者则是从尚未出版的近3亿字的文稿中精选而成，既有《经济》上下编，还在《社会》编之《华侨华人》篇中开辟《侨领巨贾》栏目，也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不仅如此，一些机构或个人在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使用，纷纷推出《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近代天津十大买办》《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和《亲历者讲述：民国的实业精英》《亲历者讲述：民国的资本家族》《亲历者讲述：民国的买办富豪》《亲历者讲述：民国的金融大亨》等，拓展了文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历史借鉴。 　　尤为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文史资料不再仅仅是学者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文化的资料库，而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2013年1月，在南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买办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和李净?P、花少辉、侯远思等年轻学者或单独或联合分别以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来源，对近代买办群体或个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突破。这不仅有利于深化近代买办和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开展文史资料与近代中国工商业的探讨。 　　这里，笔者拟以宋则久为例，借助文史资料及被进一步延伸使用的传记中之他者言说，与其在不同载体上所发表的自我言说进行比对，进而揭示文史资料的生成机制，将文史资料与近代工商业者的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二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曾活跃着许多工商业者，他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近代，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既有恪守传统的勉力经营者，也有学贯中西的趋新之人；既有从事工业、商业、金融业、外贸业等不同行业者，也有跨行业多种经营者；既有大商人，也有小商贩；既有男，也有女。不仅出现南有张謇、北有周学熙之说，而且还有归国华侨张弼士等人，像陈光甫、穆藕初、董竹君等人就是居于沪上商界的男女翘楚。而宋则久、范旭东、宋??卿等人则是津门工商业者的骄傲。于是，在全国或各地文史资料中，这些著名工商业者自然受到关注，成为焦点。 　　宋则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上就刊登一些有关他所创办的天津国货售品所史料，其中自然离不开宋则久，以后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又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商会、社会运动等资料，也涉及宋则久，如第16辑上刊登了马寿颐、赵孟然、宋廷璋联合撰写的《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政协天津市南开区文史委员会、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局主编的《南开春秋文史丛刊》总第5辑上刊登了张世一撰写的《天津国货售品所与宋则久》。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