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范世要论和韩学研究.docVIP

桓范世要论和韩学研究 　　摘要：桓范《世要论》之法家特质，主要体现为“为君难”之君道观、“臣不易”之臣道观以及围绕刑德关系问题呈现的基本治国之道。桓范认为，“君道”的本质在于施惠于万民，君主治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主张理想之“臣道”应该忠顺体国，以道事君，现实政治领域“臣不易”体现在人臣坚守清白时往往遭遇谗毁与迫害；桓范主张刑德并重，强调慎刑的同时也主张必罚，主张军事实力源自良好内政。桓范虽名列“法家”，但并非先秦时期纯粹意义上的“法家”，其思想中蕴含了不少儒家的政治理念。桓范及汉末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韩学”特质，这既是汉末以来乱世格局的思想回应，亦为魏晋政治实践之理论先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实践均产生了一定思想影响。 　　关键词：桓范；世要论；法家；韩学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078-007 　　法家及韩非子之学，因应春秋战国之纷争局面，本是对治“大争之世”的良方。汉魏之际，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群雄并起，政局混乱，乃典型的乱世。当此之时，无论内政治理还是政权之间的实力竞争，均彰显了法家思想之重要性。自汉季以至蜀魏，崇尚事功实学的法家确实大行其道。对此，章太炎有非常精到的评论：“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之述《政论》也，皆辩章功实，而深疾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自汉季以至蜀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法治为章。”[1]228-229章太炎提及之“五蠹”及“宽缓之政”，均出自《韩非子?五蠹》。在章太炎看来，“韩学”在王符、仲长统及崔??等人那里有所体现。王符、仲长统、崔??号称“汉末三杰”，其思想具有鲜明法家特质，已为学界所关注。吕思勉曾详细考察魏晋法术之学，得出如下结论：“汉治自永初而后，纵驰极矣。外戚专权，宦竖窃柄，官方不肃，处士横议，盖自朝宁宫禁学校之中，无一以国事为念者。一时通达治体之士，若王符、仲长统、崔??等，咸欲以综核名实之治救之，当时莫能行，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以致治。”[2]861他又说：“三国承汉季纵恣之后，督责之术，乃时势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为严峻也。故其时薄有才略之君，皆能留意于此。”[2]866然于同时代之桓范及其思想特质，却很少进入学界考察的视野。本文拟在“韩学”脉络中梳理桓范《世要论》的主要观念，以此见出汉魏之际“韩学”之学术影响。 　　桓范，字符则，沛国人，生于东汉末年，具体年代未知。《三国志》无传，《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桓范“世为冠族”，表明他出生于豪门世族。桓范为官清廉，“号为晓事”，时人尊为“智囊”，他曾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现存《世要论》所阐发的，几乎全为时政论的治国观点。 　　《隋书?经籍志》“法家类”记载：“《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书?艺文志》亦有相同记载，唯《旧唐书?经籍志》作“《代要论》十卷”。后世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实则皆为《世要论》一书。《群书治要》收录《政要论》十四篇，是目前了解该书思想观点的主要文献文集。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三十七辑录了桓范的奏章、《世要论》及散见典籍的言论。现就桓范《世要论》中的法家特征略作探讨。 　　一、《世要论》之“君道观” 　　桓范与刘?M生活在同一时代，稍晚，二人曾同朝为官。刘?M曾生发治国不易、“为君难”的感慨（《政论?疑贤》）。桓范也深有体会，进一步阐述了“为君难”，借此表达了他的“君道观”。 　　《世要论?为君难》认为，君之地位犹如天。天覆万物，协和施化，无有缺漏。君临天下，如何能够像天一样普惠万民而不遗漏一人，“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当为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所谓“为君难”，即难在如何将君主普惠万民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加以落实。桓范既点出了“君道”的本质在于施惠万民，同时也道出了君主治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桓范心目中理想的君主不仅是心忧天下、体恤万民的仁者，而且还是思虑周全、洞察幽隐的智者。“是以在上者体人君之大德，怀恤下之小心，阐化立教，必以其道，发言则通四海，行政则动万物，虑之于心，思之于内，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庙堂之上，而化应于千里之外，虽?W纩塞耳，隐屏而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动作周旋，无事不虑。”仁智之君在位，一方面体恤民生之艰难而善待百姓，“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