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之“潍”的久历史.docVIP

潍坊之“潍‘的悠久历史 我是潍坊人，确切些说我是潍坊西边的寿光人，按老年间的说法，是潍县西边90里弥河边的人。从我记事起，就听说潍县是个大地方，那里什么都有，不像农村。那时候乡下的孩子由于没有去过城市，还没有城市的概念，不知道天下有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只知道有个潍县。由于年小，更由于穷困，从来没有去过潍县。但每逢过年都买几张潍坊年画，从画面上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尤其那张贴在坑头上的好像是叫”老能“的画，天天看来看去，画上的老人和小孩，就像自己的家庭成员。 斗转星移，新中国成立了，我高小毕业了，父亲把接到天津上了中学，然后我又到了北京上大学，最后在北京工作直到退休。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津、北京这两个大城市渡过的。拿天津、北京和潍县（后为潍坊市）比，潍坊就真是个小地方了。但我写了《探寻寿光古》一书后，才觉得天津、北京不能和潍县（坊）比，当“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时，天津、北京还是块荒无人烟之地。 《禹贡》载：“潍淄其道，莱夷作牧”，是说禹夏时，潍水、淄水这两河流域洪水过后，先民就开始种植大麦，有了种植业。 《竹书纪年》载：“夏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是说大禹的重孙夏后相东迁到今潍坊的斟灌、斟寻，被寒亭的寒浞灭掉，其中曾“大战于潍”。 史上有件著名的青铜器，学者习称《玄鸟妇壶》。”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为商祖，但这件器为“亚疑”作器，与寿光的古己（纪）国有关。有学者认为寿光的呙宋台即商祖契的祖地，那么《玄鸟妇壶》就与寿光的纪国有联系。但“玄鸟”二字，我认为是个“维”字，即潍坊之“潍”。无论怎么样解释，“潍”与先商关系密切。 商末帝辛征人方中有“淮”地；周穆王东征统帅中一个重要人物叫“师（ ）父”，这个（ ）也释为“雍”，应为东方人。今日的“潍”字，在古文字、古文献中也写为淮、雍、、 。 为了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为了避免广证博引，只好用偷懒的办法，把我《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的有些章节节录于后供大家参考。因我的很多观点、判断与名家不同，孰是孰非，还请读者指正，并盼望关心潍坊史的热心人或者学者，尤其是潍坊学院历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潍淄其道，莱夷作牧” 《禹贡》有“潍淄其道、莱夷作牧”。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云：“莱之为夷无疑也。先儒但以为地名，非也。”不少先儒确以莱为地名，孔《传》云：“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也曰：“‘东莱黄县是’者，案：黄县，今属山东莱州府。作牧者，当以鸟兽为贡。”他同意服虔所云，莱，就是今黄县。而作牧，是以鸟兽为贡，那肯定就是狩猎。苏氏云：“檿丝出东莱，莱夷作牧而后有此。”（引苏轼注《尚书》），苏轼的言内之意，也是莱夷作牧的莱为东莱。金吉甫也言：“莱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贡。”意莱夷作牧的“牧”，就是畜牧。这些注释尽管都有些根据并能自圆其说，而且似乎已被公认，但若从《禹贡》行文推敲起来，这些注释似乎与原文有矛盾。在《禹贡》中，“莱夷作牧”的最前一句是“潍淄其道”，最后一句是“浮于汶，达于济。”因此“莱夷作牧”的这个“莱夷”似应在潍淄两河流域。汶水和济水稍偏西点，但仍可划在淄水流域。因此，“莱夷作牧”的这个“莱夷”，还是王献唐先生说的正确，古莱族杂居的“这个地带，可以叫做潍淄区，是以潍水淄水为主干的。”“莱夷”地望确定在潍淄地区之后，“作牧”也应该作新的解释。当洪水已过，潍水淄水顺其河道而流时，两河流域的平原出现，可以耕种作物。两河流域的农作物是什么？是麦。因此，“作牧”也就是“作牟”、“作麰”，“作”，耕作；“牧”，麰也。因为夏商时有“麰”，恐怕还无“麳”（麥）。今山东潍淄地区的大麦和小麦，是麦类中的两个区别很大的品种，其外观和习性都有很大区别。大麦（麰）是个十分古老的品种，应是麦家族的祖宗。 春华秋实、春种夏（秋）收这一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是最早被我们先人掌握的，因此，山东两河流域的麦类，最初应是大麦或曰春麦（麰）。冬小麦的出现恐怕要比春麦晚相当长的时间。冬小麦，前一年秋天种上来年夏天收，这一特殊规律被先民认识和掌握，要通过无数偶然性的重复，所以种冬小麦那是后来的事情。 这个事实说明，夏商时期，麦类主要产自山东的两河流域。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是“禾”，所以有“求禾”、“受禾”、“禾受年”的卜辞。孟世凯先生云：“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禾谷总称，狭义指粟米。”他还说：“北方种植的黍（俗称大黄米）和稷（北方称谷子，去皮后称小米）较多，如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里岗、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尤其是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粟多达十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