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1形象想到的.docVIP

由《荷塘月色》中“妻子”这一形象想到的 《荷塘月色》中“妻”这一形象在文中仅提及两次：一处为开篇“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的哼着眠歌”，一处为结尾“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解读文章时，人们往往将“妻”这一形象忽略。余光中先生谈《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时也说，“作者是一个丈夫，父亲。这位丈夫赏月不带太太，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用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殊不知，正是文中被人们忽略的“妻”这一形象，浇铸成了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心绪。 首先，妻子的身体状况令朱自清颇为焦虑。《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10日，此时朱自清的妻子武钟谦又怀上了第五个孩子，而且武钟谦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给亡妇》） 其次，妻子及自己对远在扬州的两个孩子的牵挂，更加重了朱自清内心的“不宁静”。1927年1月，朱自清接妻子儿女来北京，在途经上海时把两个孩子丢下，由朱自清母亲带往扬州老家，朱自清携妻子并一儿一女回北京。分别时，“他（指长子阿九）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但由于生活所迫，朱自清始终未能接两个孩子来京。7月10日，正值暑假，“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阿九的话此时肯定萦绕在朱自清夫妇的耳边。接还是不接？如果去接，可是两个孩子，已让朱自清夫妇感到照料不周，身心俱疲了；不去接，朱自清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敏感的心灵让他无法不顾及妻子与孩子的内心：“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儿女》）《荷塘月色》结尾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在这句话中包含了一层很重的对身在扬州的两个儿女的思念，更包含了朱自清的无奈、愧疚与酸楚。 另外，1927年“四·一二”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许多进步作家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革命队伍里来，或者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等人。身边朋友的所做使朱自清先生感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的隔膜了”（《那里走》）。虽然朱自清先生最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他也意识到“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那里走》）但究竟往哪里走呢？他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所以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之中了。 这种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不知何去何从的处境对他本已“颇不宁静”的心绪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 读《朱自清传》，我们不难体会，朱自清的这位妻子，堪称贤妻良母，她在家庭生活中给予了朱自清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无法真正了解朱自清的内心世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回来时“妻已睡熟好久了”，她体味不到朱自清那“颇不宁静”的心绪，她也不可能成为朱自清的知音。因此，《荷塘月色》中“妻”的角色，是与苏轼《秋声赋》中“垂头而睡”的童子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假之以抒孤独之情的。面对人生的迷茫，朱自清只能自己抗争，自己挣扎，“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 挣扎而没有出路，痛苦的内心渴望得到拯救，但与之朝夕相处的妻子是无法缓解其内心痛苦的，更不可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于是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