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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和我国老年贫困治理路径新探索

积极老龄化和我国老年贫困治理路径新探索   摘要:积极老龄化战略及政策理念对于应对全球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已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实选择。有效推进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应当超越目前我国老年贫困治理主要局限于收入不足的理论和政策倾向,探索和实践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的新路径,以弥补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的缺失。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贫困;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创新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2-006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2014年7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和中宣部等部委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有关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龄化意识,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第二届老龄大会上提交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大会通过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将“积极老龄化”正式确立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策略。2004年国际劳工大会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和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报告等使积极老龄化的推进路径更加具体和清晰。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人们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强调,为迎接一个逐步老龄化的社会,应认真努力摒弃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要大力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贡献。各级政府应将这些贡献,视其为一种国家资源。我国香港地区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中,促进老人的参与已被作为基本政策内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业、学习及志愿服务等形式。[1]实现老人经济社会参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会遇到许多的现实困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2]而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自身参与能力也十分重要,这种参与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有关能力贫困的治理,而且这种贫困治理需要超出传统的单纯的收入贫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种新型的贫困治理路径。那么,积极老龄化应对老年贫困治理提出怎样的政策要求、如何将积极老龄化战略理念与贫困治理创新紧密结合并取得积极实践效果、具体政策制度如何设计,这些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基础性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应对老年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以往“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政策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参与三个基本维度,大体又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与社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质量保障;二是强调重视老年人社会价值,促进其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中,为国家、社区、家庭及其本人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由上可见,如何保障和实现老人全面社会参与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老人全面社会参与直接依赖于老人的参与能力。所以,国际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将老人参与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和政策内容,在《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指标构成中,老人参与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积极老龄化能力和环境等多个指标中,许多都与老人能力有关,并明确将积极老龄化能力纳入其中。[3]   关于人的能力贫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贫困及其治理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穷人从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竞争性的资产以改变生活的处境,而实质上缺少的是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和谈判能力,穷人的组织能力和干预资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4],“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5]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一个人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响这种功能活动的实现,又不能通过实际的措施免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可视为可行能力的贫困,“贫困可视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能力的缺失,与这种分析相关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和更复杂的社会性需求。”[7]以老人社会参与能力作为分析基点,结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点的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老人能力贫困是致使老人难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贫困因素的集合体,主要包括:(1)作为参与能力物质基础的收入贫困。适当的收入是实现老年人社会积极参与重要保证。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满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时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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