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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质量和盈余管理 　　摘要：文章对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质量和两类盈余间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两类盈余显著负相关；结构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应计盈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总经理两职兼任会削弱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的抑制作用；专家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应计盈余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总经理任职时间延长，会增强内部控制质量对应计盈余的抑制作用；声誉权力会正向调节内控质量与应计盈余之间关系。 　　关键词：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政治权力；内部控制质量；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8）02-0066-11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程度较高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负面作用[1]，从而对投资者作出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COSO颁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13）提出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研究内控制度是否会对两类盈余产生影响。此外，由于管理层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内部控制通过具体措施限制执行者的权力滥用，使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其上。但由于组织结构实际设计与预期设计的差异、自身不确定及环境动态变化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权力关系成为影响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组织和能力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所有权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2]。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关系国计民生和各行业发展。央企上市公司作为首批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公司，其执行效果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基于此，以中国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对象，考察管理层权力、内控质量与两类盈余间关系。其中，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内控制度能抑制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的盈余操纵。进一步发现，结构权力会削弱内部控制质量对应计盈余的抑制作用。专家权力会增加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的抑制。声誉权力一方面有利于直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的抑制作用。另外，由于央企总经理的任命、解聘、绩效考核等掌握在政府手中，有时需要遵循党委书记决定，本文将总经理兼任党委书记作为其政治权力度量，但并未发现政治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和应计盈余有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次从央企总经理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和政治权力维度探讨与内部控制质量及应计盈余关系的影响，对从管理层权力配置角度优化内控质量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内控质量与盈余管理 　　2010年国资委央企有120家，所涉及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领域，其中在制造业分布最广。截至2012年底，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仅占非央企上市公司的10%，而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却占非央企上市公司整体70%左右，市盈率低于50%，从中可知央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重点关注央企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关于加快构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央企2013年完成集团内控体系的建设，并将内控建设与实施效果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内控制度不断完善并有效执行，因而选取央企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央企承担着“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具体实施且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应在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Ashbaugh-Skaife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中其操控性应计利润程度更高[3]。Skaife等研究得出，内幕交易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较多的公司更明显，且薄弱的内部控制会削弱小股东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干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4]。国内学者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了盈余操纵程度[5]，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与盈余操纵不相关[6]。 　　在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性，经理人存在谋取私利动机，他们可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操纵盈余。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内控质量越好的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越高，应计盈余操纵会越低。真实盈余的操纵分为收入操纵、成本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7]。收入操纵包括通过产品价格折扣或放宽信用条件等方法虚增企业收入。成本操纵通过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产品中来提高盈余。酌量性费用操纵采用降低研发和销售费用提高报告利润。除财务报告目标之外，内部控制还包括经营效率性、合规性和战略性目标，内部控制的实施贯穿于企业生产和经营全过程，涵盖销售过程控制、生产和存货控制等过程，它会对企业的销售和生产产生影响。其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中销售操控涉及赊销政策不合理、信用管理不力和存货积压等内部控制重点关注领域。由于央企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效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高质量的内控制度可以有效遏制销售操控、生产成本的操纵或酌量性费用操纵行为。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