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和怯惧.doc

PAGE PAGE 9 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与怯惧 ——冯沅君小说论 作者：李玲 　　摘　要：本文着意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冯沅君把爱情问题置于母女之间、男女之间、女人之间进行多层面思考中所体现出的第一代现代女性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与怯惧，从而揭示冯沅君创作在建立现代爱情理念的同时又表现出向传统礼教观念妥协、退让的复杂性。 　　主题词：爱情 传统 现代 　　“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1]鲁迅对冯沅君小说的这一精辟论述，不断被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所引用，成为定论。在这一经典论段中，鲁迅把冯沅君作品中所展示的女性青年的爱情困境，纳入现代与传统的思想对抗体系中考察，敏锐洞悉到“其缠绵悱恻之情”中所掩藏的勇敢与怯惧，言简意赅，恰中肯綮；而“青年们”这一无性化的指称，既与冯沅君那些最著名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中，男女主人公完全同一的爱情立场相称，同时又不免回避了这一无差别爱情立场中所蕴涵的女性独特心态，更无暇去顾及冯沅君在另外一些小说中对爱情内部男女矛盾所作的艰难思索，并且限于《导言》的篇幅限制，他也不可能就所涉及的内容展开充分的阐释。 　　本文则着意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全面考察冯沅君把爱情问题置于母女之间、男女之间、女人之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关系中进行多层面思考中所体现的第一代现代女性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与怯惧，从而追问冯沅君的创作具有怎样的女性意识，探询她在爱情观念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一 　　冯沅君的小说创作始于1923年，其23至24年间创作的六个短篇中，《隔绝》、《隔绝之后》、《慈母》、《误点》、《写于母亲走后》五篇，虽然结局不同，但基本的冲突都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在女主人公心中引起的剧烈冲突。“我的一生可说为爱情拨弄够了。因为母亲的爱，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刘家的婚约，所以冒险回来看她老人家。因为情人的爱，所以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2]“两种爱构成了幕互相冲突的悲剧，特聘我来扮演这幕戏的主角；使我精神上感到五马分尸般的痛苦。”[3] 　　“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之所以在女主人公心中构成尖锐的冲突，并非是“情人的爱”使“我”女儿身份的单一性受到瓦解，从而觉得有负于年老多病的母亲，如冰心三十年代的小说《第一次宴会》中所展示的；也不是爱人之间的责任义务伤害了母女之间的女性同盟，使女儿感到愧疚，如张洁九十年代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所揭示的。它的实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矛盾，是父权专制文化与生命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命题，是传统向现代突变时期特定时代精神境遇的体现，并不象《第一次宴会》那样，表达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普遍的人生矛盾；也不象《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那样，传达的是女性面对异性世界的惊悸感、沧桑感。 　　“五四”青年反叛父权专制文化、争取恋爱自由的行动，在冯沅君笔下并未形成善恶对立的伦理冲突，而是转化成两种善的力量之间不可兼容的悲剧冲突。“我情愿牺牲生命来殉爱——母亲的爱，情人的爱！爱的价值不以人而差别，都值得以生命相殉。”[4]把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都奉为不可违逆的爱的宗教，高悬在肉体生命之上，冯沅君作为“五四”女儿的生命脆弱，就并非象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是行动能力的匮乏，而是思辩上的却步。 　　在正面树立男女情爱的合理性方面，冯沅君有着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和决绝勇敢的行动意志，达到了以往女性和同时代女作家所没有的精神高度。“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5]把恋爱自由提高到个体生命自由的高度，矗立在其后的精神资源是西方现代个性主义思想。这样，冯沅君笔下女主人公——“我”、隽华、继之——的爱情追求，就不仅仅是《牡丹亭》中杜丽娘对情这一生命维度的自觉肯定，更不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对欲的自然放任。它是觉醒的现代人，向压制生命的整个封建专制体制讨回自己把握生命的个人权利，而不是在认可家长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封建家长对自我生命欲求的理解，是对“父为子纲”父权文化观念、对女子“在家从父”封建教条的根本反叛。 　　不仅在理性观念上，冯沅君大胆确立了恋爱自由的思想价值；在实践的勇气上，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也达到了同时代青年所难有的意志强度。冯沅君笔下的女青年对自由恋爱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充分的感受。这引起她们的生命悲感，使得她们和许多“五四”青年一样很容易接受佛教人生苦的观念和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甚至走向精神变异，而至于“脾气大变”。“从前爱书如命，以勤劳著称的她，现在竟无缘无故的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