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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水浒传作者成书和版本研究述要 　　摘要：20世纪关于《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的各种有关论著就达4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资料与见解。对近10年的有关研究予以述要，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关键词：新世纪 《水浒传》 作者 成书年代 版本 　　 　　在过去的20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已由近年新出若干种相关学术史著作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但是，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尚未受到及时的关注。而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热度仍不减，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的各种有关论著就达4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资料与见解，述要如下。 　　 　　一、关于作者 　　 　　《水浒传》的作者，明清间有罗贯中说、施作罗编说、施作罗续说、施耐庵说等。20世纪又出现了施作罗改说、罗作施改说、山东罗贯中说、明中叶同名小说家说、罗著某续说、非罗非施说、累世成书说、文人独创说等。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水浒传》是累世成书还是文人独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力主累世成书说的有陈松柏先生。他认为此说“基本接近其成书的历史真实”。他的理由是：“《水浒传》并非一时一地一人创作的结晶，它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自北宋末年宋江其人的简单史实，植根于民间的生动传说，盛行于流行一时的说书人、唱戏人口头，张扬于书会才人的话本、传奇，一步步成熟于一代代文人的整理加工，它的故事涵盖数省，融汇了宋元明三个历史朝代的有关现实生活、朝野轶闻，因此，要探讨她的作者，又岂能局限于一人一地一时呢？”他认为从累世成书的角度看，“那许多似乎在某一片面的论点下不好理解的问题，一旦放置在《水浒传》成书全过程辽阔的大背景下，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诸如不同的地域特色问题等。关于明清版《水浒传》作者署名不一的情况，陈松柏认为，《水浒传》的创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凡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阶段性成果的每一个人，都有署名的资格。”但是否真正的作者，不能以此为据。《水浒传》累世创作而成，“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因此给“书商的编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口”，从而“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就幸运地“成了家喻户晓的事实”。陈先生的说法自有道理，但他断言“署上名的必不是真正的作者”，似乎太过绝对。[1]持相近观点的还有侯会先生。他从《水浒》艺术水平的前后反差考察，认为“《水浒》的最后写定，恐怕非一时之功、一人之力。参与写定的作者，既不排除郭勋门客，也不应排除民间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或受雇于书坊的书会才人”。[2]正因为《水浒传》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难以计数的说书人和听众都参与了创作”，所以李骞说“《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3]该论未免有偏。 　　主文人创作说者具体主张不一。马成生认为《水浒传》作者应该是一位南方人。他就江苏盐城兴化的施彦端是否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争议发表文章，认为“施彦端与施耐庵难以‘关联’”；从《水浒传》所描写地理、气候、语言及人事风物等推究，其作者并不熟悉江北地区，而只能是长期生活于江南，主要是钱塘(杭州)一带。[4]最近马成生又著文从施彦端的“仕途”即“外部”的有关资料谈起，结合《水浒传》的北方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的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即文本“内部”的研究，进而说明“苏北那个曾为‘进士’并曾‘为官’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5]。 　　陈四益先生则以为“考据之学，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水浒》作者也当有新的结论”。他对历来或施耐庵或罗贯中的说法均不表赞同，而认为作者的大名镶嵌在《水浒》第一页引诗之中。“纷纷五代乱离间”句，“五代”居中是“石”姓，“草木百年新雨露”句，木旁着水是“沐”字，“寻常巷陌陈罗绮”句，“罗绮，此皆丝也”，此丝合壁是“紫”字。所以，《水浒》作者姓石名沐紫。这当然是基于“我们已经有了靠一种食品或几个词儿定《金瓶梅》作者的大作，有了靠一首诗的‘解密’确定《西游记》作者的宏论，有《红楼梦》隐括一场宫廷谋杀案的专著，岂可让《水浒传》独罹冷遇”的“最新考据学”的调侃[6]，虽别出心裁，但不足为据。 　　丁一清不赞同累世成书说。他说：“世代累积型作品内容恒定，是史书、话本和戏曲等艺术因素长期沉淀积累的产物，成书之前有较漫长的艺术积累过程。”根他考查，“从宋江本事的发生到《水浒传》小说的出现，相隔久远，在文献资料中既无具体的史料作品传世，也无系统的话本作品流传，所出现的水浒故事杂剧其主体内容与小说水浒分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