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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朱熹研究 　　摘要：白寿彝先生不仅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通史以及史学史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早期的朱熹研究亦非常值得重视。他不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撰述进行严密精审的考证，而且超越了单纯的考证层面，反映出通贯的历史意识和划分历史阶段的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通过全面、深入地分析第一手资料，准确把握朱熹著作的思想核心和主要特点，从而揭示出其学术价值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同时，其考证中所贯穿着的对朱熹哲学和两宋哲学的理解，成为其后来治学中浓厚哲理和思辨色彩的学术源头。因此，白先生早年对朱熹的研究，不仅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冶学风格。 　　关键词：白寿彝；朱熹研究；严密考证；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1)01－0036－05 　　 　　学术界以往对白寿彝先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通史以及史学史等方面，而对于他早年的朱熹研究却鲜有论及者。事实上，白先生的朱熹研究不仅是其以后各项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因而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研究。 　　白先生研究朱熹，自有其学术渊源。1929年，白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任教老师有陈垣、张星?R、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以及黄子通等，可谓大师云集。白先生自己回忆说：“一下子能见到这些前辈，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大开眼界。”他则跟随黄子通先生攻读哲学史，起初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外语关系而转读程颢的《识仁篇》，遂逐渐展开对两宋哲学的研究，以朱熹为重点。正如白先生所言：“我在燕京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三年，但对我日后所从事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下了很大的力气整理朱熹的著作，编辑了《朱子语录诸家汇辑》《朱子文集篇目系年》《朱熹辨伪书语》等，写了《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等文章。这些工作，实际上使我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得到很好的锻炼。……现在，人们称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不管是什么家，他都要有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也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先生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也曾谈及对朱熹的研究，他说：“我曾对朱熹研究做过一些资料性的工作，当时是想做三件事。一件是朱熹语录的研究，一件是朱子文集系年的编撰，一件是写朱熹撰述考。对这三件事，我都尽其所能，认真工作过。但这三件事都未能如愿地完成，都只做了一部分。”《题记》所谓“资料性工作”当然是白先生自谦之词，事实上，其研究绝非简单的资料编辑工作，不仅展现出严密精审的考证功力，反映出通贯的历史意识、划分历史阶段的思想以及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不仅堪称“朱熹研究的一家言”，更是其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的雏形。 　　 　　一、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撰述进行严密精审的考证 　　 　　白寿彝先生的著述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指导原则，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宏大的历史视野，但他早年关于朱熹的研究却让我们看到其在微观考证方面的精密功夫。他通过广泛搜集，并从纷繁史料中钩稽贯串，互相比对，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撰述进行了严密精审的考证，不仅解决了许多长期遗留的问题，而且将朱氏许多重要著作的撰述始末和版本流传梳理出了清晰的脉络。 　　首先，白先生对《周易本义》的著作始末、版本流传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加以详密考证和系统梳理。他指出，此书“通行的本子，篡改倒乱，更大非原书之旧。近有一二学人考订朱熹的书，又不能剖析《本义》编著的经过，误以《易传》(不是程颐《易传》)和《本义》是两书，亦足以滋疑惑”。因此，他通过详细梳理此书的著作始末，澄清了这一问题。他引证《卣斋书录解题》所载“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后以吕氏《古易经》为《本义》，其大旨略同，而加详焉”，并辅以朱熹给张敬夫和吕祖谦回信中以卜筮说《易》的相关内容，认为，“《周易本义》的初稿，大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时开始起草。这时还没有《周易本义》的名称，而称做《易传》”，指出在采用吕祖谦《古周易》本子以前，《本义》称做《易传》，而《玉海》和《朱子年谱》中所载淳熙四年(1177年)“《周易本义》成”亦是指《本义》初稿而言，“朱熹自己，是不承认所谓《易传》是成书的”。他又通过比对朱熹答蔡元定、孙季和、孙敬甫信中所载关于《周易本义》和《易传》的材料，考定《周易本义》之名最早出现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而最后定本则在庆元年间。这就澄清了许多人将《周易本义》《易传》视为两书的误解。此外，他还对《周易本义》卷首的《易图》和《序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