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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 　　[摘 要]共相问题是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实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唯名论者认为，惟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实在性，共相只不过是用以表示事物的名称或符号。而基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实在论者则认为，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体，并构成了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共相问题”的梳理，来说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贡献和影响。 　　[关键词]共相 唯名论 实在论 威廉-奥卡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328-02 　　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引论》中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基本问题：“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如若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那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若是无形的，那它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这类问题是最高级的问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研究”[1]。波菲利本人虽拒绝回答这三个问题，却开启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共相问题之所以在中世纪得到广泛讨论，首先有理论上的渊源。 　　一可以说，“共相”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标志性概念。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即被“一”与“多”的问题所困扰，及至柏拉图，“相、共相”或“理念”成了哲学探讨的主题。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我们通过辩证法达到的最高知识就是理念知识。柏拉图进一步把理念实体化、客观化，将其看做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实在本体，理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它是一切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某一类个别事物正是通过“分有”和“摹仿”与之对应的单一理念而获得实在性的[2]。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不述说、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事物（如个别的人和马）是第一实体；而那些作为属而包含第一实体的、作为种而包含属的事物（如“人”这个属和“动物”这个种）则是第二实体。毫无疑问，第一实体是指人们凭感觉认识到的客观事物，而共相或种属――即第二实体是因为某一类事物具有相似性而被人的理智认识到的东西。因此共相并不像个别事物那样具有实在性。亚里士多德根据其奠基于主谓逻辑的实体学说，从而否定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根基，但就他将共相看成第二实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3]。由此可知，作为他们二人最深刻的思想分歧之一――共相问题成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前奏。 　　二生活在“黑暗时代”初期的拉丁教父波埃修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及其波菲利的注释进行翻译和重新诠释时，再次提出了共相问题，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作了明确回答。他认为，从本体论上讲，由于共相的单一性和个别事物的多数性相矛盾，故共相不能独立存在；但从认识论上讲，共相是人的理智从某一类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相似性。因此共相作为事物的相似性，当它被感官感知时，它寓于可感事物中；当它被理智理解时，又与可感事物相分离。所以在波埃修这里，共相是一种被心灵所理解的观念或概念[4]，他这种思想成了中世纪唯名论思想的直接先驱。 　　到了十一世纪以后，共相问题逐渐成为经院哲学家激烈争论的焦点，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它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复杂性。一般而言，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峙。唯名论者认为，惟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共相只不过是用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称、符号或概念；而实在论者认为，共相不仅是存在于心灵之中的一般概念、而且也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体，并构成了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即使这样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在中世纪也涉及到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和罗马教会的普世权威，实在论关于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观点构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理论基础；而唯名论对共相实在性的否定必然会在宗教神学上导致种种异端思想。因此，唯名论思想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直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实在论的观点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讲，以共相问题为核心，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调和而导致的温和唯名论阶段，二是中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的批判而导致的温和实在论阶段，三是晚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复苏的阶段。 　　早期经院哲学围绕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这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第一次较量。作为极端实在论的代表，安瑟尔谟认为感官感觉到的具体事物并不具有实在性，只有心灵认识到的共相才具有实在性，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犹如柏拉图式的理念。作为极端唯名论的代表，洛色林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只是名词，如果说它具有实在性，那么这种实在充其量是“声音”而已。这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若被用于解释“三位一体”的神学教条上，必然会导致“三神论”异端――即把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共同实体“上帝”看成是一种缺乏实在性的名称或符号，从而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