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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大学模式法国德国和英国 　　导言 　　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为肇端，在1800年至1945年的漫长历史中，欧洲大学的格局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是以渐变的方式进行，有些则是革命式的突变。现代早期的某些源于中世纪的大学结构，在欧洲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在英伦诸岛、欧洲南部和北部的半岛地区，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与此同时，在法、德两国则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崭新的大学组织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模式决定了那些有着古老大学国家的改革范围和那些新兴民族国家新大学的创办。到19世纪末，德国模式（即所谓的洪堡模式）盛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并影响到法国和英国的两类模式。渐渐地，这种模式也陷入危机之中，越来越难以适应工业社会和知识发展以及大学机构的需要。在柏林大学成立一百年后，1910年威廉皇帝协会（Kaiser-Wilhelm-Society）的成立是一个持续变革的信号，它标志着大规模研究以及研究逐渐从教学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的到来。 　　德国和法国的大学变革 　　1789年，欧洲仍在运转的143所大学中[1]，有35所在德国，共有7,900名学生，其中40%在四所最大的大学，即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在大革命期间，18所旧大学及斯图加特大学消失了。16所幸存的大学是爱尔兰根大学、弗莱堡大学、吉森大学、哥廷根大学、格瑞夫斯沃德大学（Greifswald）、哈勒大学、海德堡大学、耶拿大学、基尔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兰茨胡特大学（Landshut, 1825年迁往慕尼黑）、莱比锡大学、马尔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Würzburg）。普鲁士建立了3所新大学，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1810年在柏林创办的弗里德里希－洪堡大学，以弥补《提尔西特和约》（the Peace of Tilsit）签订后哈勒大学划归威斯特伐利亚的损失。1811年布雷斯劳（Breslau）及1818年波恩两所大学的重建，意在强化普鲁士的统治；1815年后，普鲁士控制了从占领的波兰领土到天主教的、受法国影响的莱茵地区这样一片广大地区。19世纪后半叶，普鲁士的三所最重要的大学都融入到了洪堡模式[2]。 　　在法国，变化更为明显。在大革命期间，从1789年12月22日（将大学与新成立的政府各部相联系）至共和三年风月7日（7th vent?se of the Year III, 即1794年2月27日），随着前后矛盾的法律法令的颁布，中学以及神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和法学院消失了，中学则被取缔。[3]在相对具有创造性的国民大会（the National Convention）统治期间，随之而来的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1758－1794年）政府和督政府（Directory, 1795－1799年）、直至拿破仑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官僚机构的管理日益严厉，大学自治完全失去空间。大学被专门学院取代：1794年后，巴黎、斯特拉斯堡（Strasburg）、蒙彼利埃（Montpellier）有3所医学院；1804年前后，整个帝国只有12所法学院；而每个学区各有两所的文理学院成了国立中学和中央管理部门的附属，以授予正规学位中最低级的学士学位或颁发毕业证书。幸运的是，拿破仑没有伤害实用性的学术创新中心和源于旧制度的著名教育机构。例如法兰西学院以及后来成为博物馆的动植物园（the Jardin du Roi），还有在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其他机构，诸如艺术与商业博物馆（the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法兰西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五大学院的中心学院）、东方语言学校（?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以及为数众多的专门学院，培养军事工程和炮兵军官的巴黎理工学校（?cole polytechnique）、培养其他军官的圣西尔军校（Saint Cyr）和培养大学教师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cole Normale）[4]。 　　如此不寻常的分化和专门化，恰恰说明了法国大学的多样性与德国大学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这一直是整个19世纪政治和知识变迁的主题。1816年复辟后，法国由于领土和财政的损失，突然撤销了17所文学院和3所理学院。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相继不同程度地新建了一些机构。第三共和国面临着地方势力的强大压力，不敢像德国那样聚集几个大学中心。1896年，16所大学得到重建，以制衡巴黎高校的优势地位[5]。 　　拿破仑大学模式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大学体制与欧洲其它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欧洲其它的大学，虽然有些改革，但基本上仍沿用了中世纪或旧制度时期的结构。拿破仑的大学政策既保留了18世纪的某些创新，如专门学院，又颠覆了大学向全体开放的体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