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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应用研究并重视角和方法有所拓展 　　2015年，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持续深化，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通过各种政治、文化、经济活动，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及文化形象。从论文数量看，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热度逐年上升；从研究类型看，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重；从研究视角、方法看，较往年有不同程度的拓展。 　　一、理论探索：聚焦重要领域，探讨基础问题 　　1.从习近平讲话考察对外传播指导思想 　　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宣传工作重要讲话中，对外宣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史安斌等总结说，习近平对外宣工作提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一是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三是强调外宣“全党动手”，增强文化自信。这些外宣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外宣工作的指导方针，传承和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宣思想的历史积淀，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①孟建等认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已经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三者的协同重构了对外传播的主体；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包含通过对外传播促进共识；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是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媒体带来的“人类交往革命”为对外传播提供新契机等。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可以作为我国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导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② 　　2.从宏观逻辑考察对外传播战略 　　吴飞认为，要想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把握国际权力格局。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必须走一条综合权力展示之路，一方面大力推进国家的硬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西方意义下的“普世价值”之上，通过充分挖掘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中追求和平、讲仁义、讲究中庸与平衡之道，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新的普世价值坐标。③张磊认为，当代中国的对外传播战略，需要一种关于世界秩序与全球图景的理论想象。主流的“帝国-民族国家”逻辑中蕴含着帝国主义风险，而历史中国的“天下大同”思想有潜力塑造国际传播的新景象。④王维佳提出，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可能发生从“形象工程”到“战略传播”的转变，一种贯统儒家治理理念、20世纪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新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确立为主流。⑤ 　　3.从建构主义审视对外传播观 　　冯若谷认为，主流对外传播研究通常从本国利益出发，核心目标为改善国际形象、扩大国际舆论话语权。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身份互塑是对外传播的主要机制，对外传播研究应该突破本国视角，服务于尊重差异、化解冲突、加强对话的外交实践，以建立“更加公平、更多共赢、更大包容、更强责任”的全球传播治理机制作为目标，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贡献力量。⑥ 　　4.从治理改革考察对外传播结构与功能 　　田丽提出，中国的治理变迁主要通过改变对外传播的结构进而影响对外传播功能的实现。中国的治理改革经历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方式从集权到分权、取向从管制型到服务型、范围从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等诸多变化。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也随之改变，新型对外传播结构作为一个回应性的网状结构，为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的功能注入了内生动力。⑦ 　　5.从新常态环境考察对外传播路径 　　涂凌波认为，当前对外传播可能进入一个“新常态”时期，传统的外宣观念、内外严格区分的传播体系、与世界隔离的话语方式，在“新常态”下都必须改变。十八大以后，政府高层提出三种转变路径：从规模建设向议题建设转变，以传播“中国梦”为核心提升传播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整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话语资源以扩大影响力；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打造对外传播体系以构建媒体公信力。其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外交关系、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直接推动力是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和传播理念的变化。⑧ 　　二、应用研究：聚焦新现象，深谈老话题 　　1.“一带一路”如何传播？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一带一路”这张经济和文化名片更为清晰，也引发了对外传播领域对“一带一路”的关注。 　　陈力丹认为，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对“一带一路”建设很重要，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覆盖区域的深入沟通和了解，以消弭客观存在的各种担心和利益冲突。⑨周凯提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面临多重问题：单向度的“灌输式”宣传；美、俄和沿线有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还存有疑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认同感缺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注重经济，忽略文化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