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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能否旅行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区域研究这个话题近日备受争议。区域研究危机已然形成，然而它的形成过程、原因、解决方法都未被深入思考过。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于对区域研究的资金投入越来越有限，因此大型区域研究项目缺少支持。本文认为，这场危机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层面，第二个是概念层面和心理层面，第三个则是政治层面。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对目前各种学科划分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在目前文化研究的格局中，有很大一部分关注文化与政治的交集。然而，文化研究是否能运用于区域研究，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理论旅行 区域研究 文化研究 第三世界 　　区域研究危机是日前争论的主题。但是，这场危机到底是怎样的，如何定义其发生的原因，又如何从中找到解决办法，这几个问题却从未被深入思考过。我认为，这场危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这一危机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首当其冲、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资金拥有者越来越不愿为区域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当研讨这些区域问题对超级大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意义时，他们就更不愿意提供资金了。当然，非洲肯定属于这种情况。大学也越来越不愿意资助区域研究项目。对大学管理者而言，他们更愿意通过跨学科项目进行全球研究，其目的是使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更理性化。在一些大学中，一些院系以区域研究危机为由不愿修改它们对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他们对那些应该选修地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课程的学生以及那些应该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学生设置了门槛。 　　区域研究危机的第二个方面既是概念层面上的，也是心理层面上的。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自信危机，在这一危机中，关于研究对象（例如“文化”和“领域”）的定义的各种导向性假设越来越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与诸如移民或文化传播这样的社会过程没有关系，而这些社会过程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上被认为比那些地方性的和存在地理局限性的现象更重要，而后者是区域研究的传统主题。因此，那些传统上由区域研究专家记录和分析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被认为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是没有助益的。 　　目前危机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层面的：关于区域研究的性质和发展前景以及全球研究的发展的争论为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以及对如下问题的界定提供了平台：哪些领域是值得探究的，而这一问题也暗含着“学术界应该推动何种研究”这一问题。最近，有人请我对在“全球教育”名目下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捐赠基金项目发表观点。捐赠者将资金使用的范围限定于欧洲及日本，其理由是这些区域充满活力的经济使得它们的文化和社会与纳入课程的各种研究议题相匹配。这类举措的后果就是建构起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它决定了如何在大学中分配资源，以及文化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是如何在全球层面被组织起来的。这后一个方面，特别是政治过程（通过政治过程，各种价值体系得以组织起来，自我的形象和他者的形象也得以形成）使得文化研究构成了研究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解释区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场跨学科运动，对目前各种学科划分世界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范围内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都集中关注于文化与政治的交集部分。“文化研究”拒绝在经典的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之间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区别，因此它对有关文化的研究中暗含的等级结构以及将文化因素从有关权力的研究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当文化研究集中关注国际性问题或跨文化问题时，它倾向于描述混合型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播。关于在非洲大陆上生活的人们的文化及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在文化研究中占据很突出的位置，但非洲人向其他地方的流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这是因为，在人文学科和很多社会科学学科（例如经济学）中，关于非洲的研究议题是非常边缘化的，而文化研究看起来是区域研究的支持者的朋友。 　　然而，与政治与经济勉强挂钩的研究议题往往主导了有关区域研究危机以及该危机对非洲研究学者的意义的争论。比如，在上一期的《今日非洲》中，经济发展、民主化以及政治稳定的问题是作者们的主要关注。在支持这些被讨论的公开议题的基础上，还存在认识论层面的因素。这些文章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从两个维度考察了这一危机，无论这一危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第一个维度在那些强调背景、文化、历史的研究模式与那些致力于寻找普遍化解释的研究模式之间进行了区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研究主题，就像许多文章所做的那样。由区域研究专家组成的反对派阵营与充满信心的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们之间的争论只是今天这一争论的早期形式。现在，我们逐渐从方法论层面来展开争论，在解释中寻求科学，或者在普遍性中为特殊性进行辩护。我一度以为，这些方法论上的争论早在一战以前就已经由马克斯·韦伯以及其他人解决了。就社会科学而言，韦伯是正确的。历史确实在重复自身，起初是作为悲剧在重复，然后作为闹剧——或者用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话来说，是“滑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