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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交换和关系构建 　　【摘要】文章考察了M社区的答礼事件，分析得出微观个体的“答礼”行为在整体层面上维系着农村社区家庭间的关系网。研究中发现，适宜与不适宜的“答礼”行为：促进社区内成员间的相互交往，维系稳定关系为其一方面；而淡化人情关系，造成交往关系疏远为其另一方面。由此推出，礼物交换在一定的时段空间中，在整个社区里建构和维系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网。 　　【关键词】答礼；关系；农村社区；家庭 　　一、问题的提出 　　天祝县M村在武威市西部山区，以马牙雪山为界与青海省相连，是一个迁移成型的半农半牧地区，先前是青海邻省的少量牧民迁入定居，后来在动乱社会与饥荒年代又有大量外地人迁入，才使得现在的村庄基本定型。迁居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习俗内部相互抗衡形成了本村的习俗文化。“答礼”也许是村中自发使用的一个词语，但是具体的答礼行为却并不是其独有的。 　　本研究中答礼界定为熟人社会中，各家各户相互之间的人情礼仪活动，也被称作“回礼”“随礼”“礼物交换”，是村户之间相互帮扶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为情感交流提供机会，它也是主人举办活动来宣告家中大事的一种方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1]表达出这种互助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在社区中，答礼活动实质上为家庭之间的交往而非个体。它没有严格的来往规定，圈内的这种交往关系频繁，如村民Y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圈子里的都得“以礼相待”。答礼的形式几乎相同：送礼――受礼――答礼（回礼包括当场的酒席回应和送礼方办礼事时去送礼这两项），在此本不该只称作“答礼”，但是由于村民长期共同生活，人情关系得到发展，并不一定要对方送过礼了才考虑答礼，来往时间长了就不知道谁在送礼谁在答礼，所以大家就习惯统地称这类事为“答礼”，只要两家有交往关系就去答礼。当前这种交往习俗已有了一些变化，其形式从传统上的“物礼”开始向“钱礼”转换，答礼主体的感情付出也降温了，[2]但它终究是不同于现在的“送礼”“拜礼”之类行为。 　　在解释清楚答礼的同时，笔者提出莫斯曾经在他的著作《礼物》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受礼者必须报偿的原则？所送的东西中有什么力量迫使受礼者要做出回报？”因为人们对这样的事物似乎再熟悉不过，而一旦对它发问却又显得神秘起来了，到底什么在持续着这个仪式？为什么大家都毫不例外的要参与答礼？答礼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二、礼物交换研究现状 　　如果摒除了单纯的经济交换行为研究，国外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交换仪式和网络建构的人类学领域，其中莫斯的《礼物》算得上是对礼物交换研究的最原初的著作。莫斯研究了毛利人一种叫做“hau”的贵重物品的馈赠，提出礼物之灵的概念，他认为礼物交换经历了由整体性的赠予到群体代表成员间的交换，再到独立个体之间的功利交换。[3]后期的一批人类学家开始围绕莫斯的礼物之灵进行讨论，更注重分析礼物本身的神秘性意义之外的东西，如互惠性、[4]功利性和工具性。[5] 　　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交换的研究，描述了从纯粹的礼物到交易性质礼物的理性交换，指出了礼物交换中的互惠原则，更以此解释经济交易。他和后来研究新西兰毛利人之“hau”都转而批判Mauss “礼物之灵”的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将礼物交换的研究引向了另一个方向――社会网络的构建。他将日常生活放在一个群体及个人之间的交换体系中来看，并发展出表亲婚姻理论。[6]F.H.达蒙等人的礼物交换实质上同样也在构建一个不可让渡的物品交换的库拉圈。[7] 　　以上的研究都开始对交换关系做出一些判断、区分，但是具体的标准的讨论和阐述是在这些文献中看不到的，他们都是在对礼物交换的功用和性质的探讨中，而且都是把礼物交换看作是个体之间的微观事件来研究，关注送礼者和受礼者的关系延续性。参考贝尔特提出的“内在的批评”的方法，[8]这些外在的争论很难得到确切的结论，虽然它们对于研究礼物的内在逻辑没做突破，但对具体交换的结构分析却能提供更多的分析思路和材料。 　　与国外礼物交换的主体和关系性质的研究不同，国内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多数是把礼物作为一种维持关系的手段，并以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为基本背景作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情境中的个体关系与策略，而非支配小规模环境中行为的交换规则。当然近期很多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出色的研究，比如阎云翔、杨美慧、金耀基等人。阎云翔对下岬村礼物交换的研究是礼物交换本土化研究的典型案例，他分析了表达性礼物馈赠和工具性送礼两种性质的礼物交换，但阎仍把个体作为礼物交换的分析单位，家庭只是作为象征性的交换单位存在，但其关于对礼物交换的区分是值得借鉴的，有利于在礼物的分析中构建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