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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名词英译的策略分析 　　摘要：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阐释“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及“功能对等”理论在专有名词英译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黄永玉速写因缘专有名词异化功能对等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的观点，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这样的言语单位，而不是词语结构这样的语法单位，“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描写语言而不说明语篇是徒劳无功的”。（胡壮麟）但是，韩礼德也说过“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是空洞的”。当一篇译作从宏观上达到了通顺统一的标准之后，要想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接近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词语层面“精雕细琢”的功夫便不可小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载体，而词语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构成句子和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因此词语也是直接反映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杜争鸣）要想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词语层面准确精到的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 　　名词是一种重要的实词，又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在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普通名词，力求在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中确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此相反，专有名词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 　　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中涉及大量专有名词，既有人名、地名，也有书名、词牌名，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专有名词的翻译看似是翻译实践中的“小事”，其实关系到翻译原则的选择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价值取向。在《速写因缘》这样满载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的散文中，专有名词的恰当翻译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策略。 　　随时代变化，恰当“异化” 　　在翻译理论界，一直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 　　“归化”和“异化”各有各的道理，但笔者以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汉语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并逐渐熟悉中国文化，汉译英实践中不妨更多地运用“异化”译法。“异化”的译法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又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音译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异化”，它是“一种以源语言为依据的翻译方法，一般根据源语言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语言进行替代，音译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源语言的洋腔洋味。”（王会娟、吕淑文、周建芝）但是，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名词又需要把握一个度，如果通篇都是读者看不懂的汉语拼音，便会让读者丧失阅读的乐趣，吓跑读者。在翻译《速写因缘》过程中，笔者把握的“度”就是能从英文网站上查到较多的汉语拼音译法。能从诸多英文网站上查到，说明这个词的汉语拼音译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 　　除了音译之外，专有名词还有另外两种译法：一种是非音译的直译，一种是意译。在翻译画名《簪花仕女图》时，笔者采用的是直译“Court Ladies Adorning Their Hair with Flowers”；而《打渔杀家》用的是意译“The Fishermans Revenge”。前者采用了“异化”的译法，而后者采用“归化”的译法，因为如果将《打渔杀家》直译作“The Fisherman and Killer”，英语读者就会产生误解，错把戏中主角梁山好汉萧恩当成杀手；另外，“Revenge”一词不但准确反映了京剧中的故事情节，此词还经常用在英文小说电影名称中。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接近原文并不等于要传达每一个字母，而是要传达原文的精神”。(王福祯，周华文，李卫华)傅雷也曾在《高老头》译序中说到：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依功能对等，恰当用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译文要与原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即“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上相同”。“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最终是为了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王东风） 　　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差异，使用不同语言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创设等效语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注。注释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文化交流：（1）解决某些不可译问题；（2）解决某些译文不可理解的问题；（3）避免误解；（4）避免源语文化信息的走失；（5）增加译语言读者的知识。”（戴舒颖、戴兰） 　　黄永玉的《速写因缘》原文中本没有注释，为了让译文读者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