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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汉学人类学、汉语人类学Chinese, Sinological, and 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　　　　　　　 学科、国族与跨文化关系的思考 大概 一、学科史的重要性 二、中国、汉学、汉语 三、 三种人类学的互补关系 一、学科史的重要性 学科史、世界史、国族史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7): 社会科学的历史是近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形成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Talal Asad (1975), Edward Said (1978), Johannes Fabian (1983), George Stocking, Jr. (1987): 殖民体制史、东方论，西方宗教-科学-人文史、帝国-国族-学派-文明-文化论史。 Anthropology of the South, Anthropology of the East 一点思考 既往的学科史研究，因时常视西方为惟一人类学主体，故在涉及不同地区的学术史时，侧重于考证“西方论述”如何延伸，忽视其他人类学类型的存在；而诸如“土著”人类学史研究，则因侧重本地研究，或因直接以西方理论说明本地，故并不注重考察跨文化政治的进程对于学科及其所在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影响。 二、中国、汉学、汉语 中国人类学（Chinese anthropology） 汉学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汉语人类学（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 中国人类学(Chinese anthropology) （1）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外国或中国对中国展开的人类学研究。称为Chinese　anthropologists者，国内比较好定义，而所谓外国的Chinese anthropologists, 成分则比较复杂些，包括西方、日本的（这个传统也很深，如，鸟居龙藏、满铁、台湾帝国大学等的研究），现在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港、台、新加坡、中南美洲，以至非洲，也有，另，如，各国华人人类学者; （2）在中国的人类学，居住在中国的人类学者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与传播工作。有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大陆人类学家把台湾人类学史写入中国人类学史，台湾人类学史则并不重视这点，甚至有将台湾人类学史写成日本民族学史一部分的学者（如林美容）。另外，这种人类学往往包括翻译，及对国外文化的研究，而不局限于中国研究。 汉学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结合中国文明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如JJ.M. de Groot对于宗教的研究，Marcel Granet对于文明的研究，它在1930-40年代因社区研究的兴起及世界传播而中断，到1950年代在Maurice Freedman, G. William Skinner等的倡导下复兴,之后，又于1960年代至80年代因港台田野研究的兴起而暂时稍有停顿，到1980年代，因如美国的James　Watson（亲属制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的倡导，史学界如 David Johnson、Kenneth Dean、 Prasenjit　Duara等的介入，人类学界如Arthur Wolf、Stephan Feuchwtang、Steven Sangren、Angela Zito、 Hill Gates的努力，日本如渡边欣雄（民俗、历史与田野宗教人类学研究的结合）的倡导与实践，提历史人类学结合研究而再度复兴。1990年代以来，田野研究再度发达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如Orientalism的批评，汉学人类学不再被广泛重视。 。 补充：所谓“汉学人类学”亦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博物学、社会学、民族志研究者的论述之特点（李绍明，华西学派论述），其语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的综合，在日本人类学家的著述中亦时常出现。 汉语人类学（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 汉语人类学自有“中国的人类学”就广泛存在了，无论是“南派”，还是“北派”，都用汉字书写，但“南派”在傅斯年等的引导下，主要倡导科学的东方学，而北派在吴文藻的倡导下，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学的中国化（主要内容是用中国语文阐述西学）。此外，如杨堃、华西学派，侧重汉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结合，及侧重历史与田野研究的结合，有大量汉文书写。1980年代，台湾社会科学本土化，1990年代大陆的本土化与规范化，都涉及汉语。20世纪英语成为支配性的语言，其他语言体系，如法语、西班牙语等出现重视以自己的语言叙说的人类学，汉语亦身在其中。 蔡元培（1866-1940） 傅斯年 （1896-1950） 李济 （18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