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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文化个案的研究 　　 摘要： 本文以中国传统“家文化”为基础来解读《史记?刺客列传之聂政》，认为聂政的事迹从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的“家文化”，其一为孝道与家庭间密不可分的骨肉之情。其二为家人相互扶助，宁为家人的自我实现而牺牲自己。其三为中国的“家文化”的荣誉价值，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图抱负。 　　 关键词： 中国家文化； 三晖亲情； 知遇之恩； 荣誉价值 　　中图分类号： G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2-0084-01 　　 一、中国家文化之“三晖亲情” 　　 《刺客列传》中的主人公聂政，“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不远千里前来拜访，“奉黄金百溢，前为母寿”，聂政辞谢再三，当严仲子说明来意请他为其复仇时，聂政回答说：“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姐未嫁，政身未敢以许人也。”终不受严仲子之礼。志可降，身可辱，养母之心不可忘。对母亲的爱，对母亲的孝，使他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孝道：“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孔氏曰：“亲存需供养，则孝子不可死也。若许友报仇怨而死，是忘亲也”。他把对母亲的供养当作一件快乐的事。“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 　　 母子情深，同样也姐弟情深。对于姐姐聂荣，聂政也是很照顾的。到了韩国后，聂政仗剑从街上直接杀到侠累面前，如探囊取物般完成了任务。他还顺手刺伤了当时坐在旁边的韩国国君韩哀侯。随后，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看到无法逃脱，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连累姐姐，他用剑自毁面容，然后剖腹自尽。其姐聂荣自言：“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即使行刺成功后，残酷地“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是因为“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聂政生前虽不曾料想自己原想救姐姐，却导致姐姐的自杀身亡，但其爱姐之心，真真可见。 　　 梁漱溟先生说：“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在此，梁先生指出了中国文化中亲情在家文化的核心地位。“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聂政情深，感人肺腑。如同荆轲与高渐离的互为知己，他对伦理亲情的付出，都是爱的需要，爱的追求。 　　 二、中国家文化之“知遇之恩”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刺客正是传统礼法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实践的典范。曹沫等五位刺客之事，皆是在需要自己的时候都能为知己者赴汤蹈火。这正是传统礼制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忠诚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家”的观念非常重，在家要做到“父慈、子孝”，将“家”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展，对一个国家来说就要做到“君仁、臣忠”。做臣子的必须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主人，有必要时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家文化既包括个体的家庭内部的文化，又包括整个大家族系统内部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先秦时代的刺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信奉“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也都是这么去做的，尽管在今人看来，他们的“知己”其实不过是在用金钱买他们的命，他们仅仅是“知己”们手中的一柄杀人之剑、复仇之刀。这一点，在专诸、聂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专诸、聂政都不是傻瓜，相信他们自己作为局中人，对此会看得更为透彻、清晰，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义无返顾地踏上这条不归之路呢？ 　　 聂政是个因避仇与母亲、姐姐客居齐国的屠户，贫穷微贱而内心孤寂感颇重，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这种经济价值远不如他作为下层贫士所极为看重的“恩遇”精神价值，所以老母一死他就义无反顾地刺杀了韩相侠累。这并不是简单化地百金买条性命，而是因百金维系了一条恩遇的伦理绳索，紧紧缚在了聂政内心深处。 　　 聂政自感到非如此而不能报答大德，仿佛一片荒漠中来了甘露，在不遇之久渴求的心田里滋润开来，让人备感欣慰。如聂政之姊所了解的“严仲子乃察举赏识拔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古人重视的是报恩的正当伦理动机，对其报恩手段则有的苛责，有的宽容，报恩动机毕竟是大多数刺客行事的主要驱动力。也毋须讳言，既系于情感、利益而非公理正义，则难免不辨是非，只要有垂青赏识，便可“士为知己者死”。不能不说，在聂政这里，已具有后世一些杀手们不辨善恶，唯知报效恩主的盲目、消极的特点，这是在士阶层渴求知遇的世风中孕育而成的。可能因为上述一点也给聂政侠义风范抹上了瑕疵。 　　 但是，聂政处于一个“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的时代，严仲子的尊重与“深知”打动了聂政。聂政作为一个屠户，生活贫穷、地位微贱但又胸怀大志，其内心的孤寂